在1979年，知识分子们巴不得平反，补发工资。一些老右派，甚至用了当初歌颂毛泽东的热情，转而歌颂胡耀邦和邓小平的拨乱反正。而王明道、吴维尊这样的传道人均出人意料地拒绝出狱。政府只好用各种欺骗手段，将他

在1979年，知识分子们巴不得平反，补发工资。一些老右派，甚至用了当初歌颂毛泽东的热情，转而歌颂胡耀邦和邓小平的拨乱反正。而王明道、吴维尊这样的传道人均出人意料地拒绝出狱。政府只好用各种欺骗手段，将他们连哄带骗，连拖到拉地扔出监狱，就像当初把他们扔进监狱一样。如1979年邓小平访美，美国总统卡特点名要求中共释放王明道。邓小平答应年底之前解决此事。狱方告诉王明道，只要作一个服从改造的表态，就放他出去。但王明道说，我是无期徒刑，除非政府认错，不然我只有死了，才能出这个监狱。后来邓小平指示，不管他认不认 罪，都要在年底放出去。直到1980年春节前夕，狱方百般无奈， 只好将王明道强行架出监狱，在他身后关上大门。

从60年代开始，吴维尊写出一封封“狱中书信”，在家庭教 会内流传。1987年5月28日，他也被监狱哄骗出狱，当日写下一篇 致法院的《出监日呈文》，声称1981年的减刑裁定是谎言，将他的“毫不悔改”说成“确已悔改”。这篇文字，堪称1949年后中国自由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文本，超过那个时代数百万知识分子所写文字的总和：

在此，不得不冒着向政府和无产阶级专政示威的嫌疑，（ 我想，法院或许能谅解），对我自从1964年7月入监以来这二十几年中，的确始终毫不悔改的行动表现，具体地、简要地述说如下：1964年7月30日，我被天津市公安局传讯。在第一次预审开 始起，除了姓名等以外，停止了一切甚至离题尚远的对预审员所询问的回答，实际上始终拒绝交代任何一点点罪行。……在服刑的二十多年至今期间，凡是与“认罪”或“犯罪本质改造”有关 的，或有牵连可能性的事，我一概拒绝发言、拒绝书写、拒绝参与有份。服刑二十多年中，无数次的大会、小会、学习、讨论、座谈等，只要与改造有关的，没有发一次言、表一次态、谈一次认识、回答一次干部或其它犯人的有关询问；甚至谨慎小心到没有朗读一次文件、报纸、或语录，没有唱一次革命歌曲，等等； 免得与“犯罪本质改造”相牵连。多少回每个犯人都必须写的保 证书、改造规划、思想汇报、改造总结或小结，甚至是必须记 的“改造日记”，都没有写过一次、一字；历次政治、时事、道 德、法律等等学习的考试，我除写姓名外，总是白卷加零分。以上数不清的事实和行动表现（若法院作一点调查了解的话，就不难知道这些都是一贯的，无法否定的事实），都说明我丝毫也没有接受在服刑长期间所对我强迫进行的“犯罪思想和犯罪本质改造”。全部都拒绝净尽了。

从今天出到监狱墙外之日起，进一步采取下列两个方面的行动：一个方面，不使用释放证去办理释放后的任何手续，不回天津或进而回南方与亲友团聚，不享受从这张错误裁定书得来的自由和权利，不离开监狱而上任何地方、任何单位、去接受任何工作（包括作为一个留厂职工的工作）；因为我虽然无奈地（为了不抗拒监狱的执法职能）已经出到了监狱大墙外边，但认定我仍然是一个被判无期徒刑的犯人。（对这个被判无期徒刑，我即使在毫不认罪，绝不悔改的情况下，也一贯是以“心悦诚服”的态 度对待的，今后仍将以此态度对待，甘心情愿）。另一个方面， 从今日出监起，进行有限量的禁食。（只要不受到任何外来的干扰强迫，则将维持在这个限量以内，即维持生命的继续；若受干扰强迫，则另当别论）。我用这个禁食行动，专门表示着下列两个意义：（一）对于我的一切“罪行”，我没有丝毫悔改过。（ 二）因此，81年给我的那个裁定是错误的，名不符实。我拒绝这个错误裁定。……

从此吴维尊自己在监狱外面租房，禁足禁食，自愿做一个监狱外的服刑人员。他将一种绝对的信仰与良心自由，及一种绝对的对掌权者的顺服，以一种极其尖锐、决绝但却和平、非暴力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直到他死。至少在他面前，没有一个右派知识分子可以说，你之所以没有屈服，大概因为你受的苦还不够。我想也没有一个民主斗士或自由主义者可以说，基督徒右派吴维尊为中国人留下的这份独特遗产，不足以构成中国人的灵魂自由的一部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