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度时评】教会如何回应福利主义

【国度时评】教会如何回应福利主义

2025年12月24日

文/林江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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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主义，无疑是现代国家最强大的意识形态之一。它以爱与怜悯的名义，许诺了一个从摇篮到坟墓的乌托邦，成功地将国家/政府塑造为当今世界最普遍、也最迷惑人心的偶像。面对这股洪流，教会常常陷入两难：要么退缩到纯粹的个人敬虔中，放弃公共见证；要么被其高尚的词藻所迷惑，被这种意识形态侵蚀，沦为其附庸。

然而，圣经的智慧远超这一切。教会的回应，不应是简单的政治站队，而应是一份源于圣经、既有原则高度又具实践智慧的整全回应。这要求我们既不作无政府主义的梦，也不作乌托邦主义的梦，而是在一个堕落的世界中，忠心地活出天国子民的样式。

一、 如何基于圣经来看待社会保障的必要性和其在实践中呈现出来的反福音性

回应福利主义的第一步，是做出基于上帝诫命的、清晰的伦理与神学判断。

我们必须承认，在一个市场化、城市化的时代，确实存在一些因意外、疾病或结构性困境而陷入绝境的个体。圣经通篇教导我们要怜悯和看顾这样的“孤儿寡妇”。因此，一个最基本的、紧急性的社会“安全网”——对于弱势群体和困境个体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这本身并不违背圣经，反而可以被看作是“行公义、好怜悯”的一种公共体现。

然而，我们必须以更大的勇气，批判现代福利制度的普遍实践。后者早已超越了“紧急救助”的范畴，变成了一种常态化的财富再分配。其运作模式，直接违背了第八诫（不可偷盗）与第十诫（不可贪婪）。它通过国家强制力，将一部分人的合法财产系统性地转移给另一部分人，这是一种被合法化的、非人格化的偷盗。它向社会灌输一种“权利”意识，将“贪婪”制度化，并美其名曰“社会正义”。这种制度，与上帝所设立的、旨在建立人类尊严与责任感的工作伦理（“不作工的，就不可吃饭”）背道而驰。教会必须清晰地向信徒和世界阐明这一根本区别，拥有“同情心”不等于就要支持一个在道德根基上违背上帝律法的制度。

更进一步，福利主义不仅是伦理问题，更是神学问题。它是一种世俗的救赎论，它向人类承诺，国家/政府可以成为最终的供应者、保护者和拯救者，能解决贫穷、不公、养老等一系列源于人类有限性和堕落性的终极问题。这恰恰是上帝在圣经中为自己保留的、独一无二的位置。因此，福利国家在实质上成为了现代世界最庞大、也最迷惑人心的偶像。

福利主义对福音产生了致命的“挤出效应”。当人们习惯于仰望政府来解决一切难题时，他们寻求上帝的动力就被大大削弱了。国家主义和福利主义，共同构成了一种强大的当代“伪福音”，它用物质的保障取代了灵魂的救赎，用政府的“恩典”取代了上帝的恩典。教会若对此没有警醒，就等于默许了自己的核心使命被一个世俗偶像所侵蚀和取代。

福利主义对社会最深远的破坏，在于它系统性地摧毁了人与人之间有机的、爱的联结，尤其是对教会这一生命共同体的瓦解。

上帝设立教会，是要信徒在一个彼此联结、彼此负责的社群中活出“圣徒相通”的见证。当一个肢体陷入困境，整个身体都应感受到，并自发地伸出援手。而福利主义，则将每一个个体都变成了一个孤立的“原子”，使他们不再彼此依赖，而是共同依赖于一个高高在上的、非人格化的国家机器（利维坦）。

人与人之间充满温情的责任关系，被简化为公民与政府之间冷冰冰的权利义务。更可怕的是，民主政治下的福利分配，将公共生活变成了一个复杂的政治博弈场，它不断激发不同群体间的嫉妒、怨恨和争夺，将公民变成了争抢政府“恩惠”的对手，这与“看别人比自己强”的圣经教导形成了鲜明的对立。

在上一篇评论文章中，我已经讲到，欧洲教会的荒凉，美国教会的衰败，与福利主义的普遍实施深度相关。中国教会目前还没有直接面临这种挑战。但是，在一些地方已经出现城市教会的基督徒因为害怕被停发养老金而不敢参加聚会，乡村教会当中也出现乡村干部用少得可怜的一些福利来引诱基督徒退出教会的案例。

二、 教会如何持守福音立场，回应福音主义的挑战？

面对福利主义的挑战，教会当如何行？

第一，教会作为属天而又在地的基督国度的有形彰显，需要与政治议程保持先知性的距离。 我们需要正视现代民主政治的现实：政府的福利制度，本质上是一个围绕强制性税收展开的、复杂的政治博弈过程。如何征税、向谁征税、征收多少、税收又如何使用——这些问题早已不是纯粹的道德思辨，而是充满了利益交换、权力斗争和民意拉扯的政治游戏。教会作为一个属灵的机构，需要有足够的警醒，避免将自己宝贵的资源和精力，耗尽在这场永无休止的、令人疲惫的缠斗之中。

第二，教会和基督徒需要一种清醒的属灵智慧：将福利主义下的高额税负，视为一种“损失”，视为我们生活在现代民主社会所必须付出的“公共成本”。 这种心态并非消极或犬儒，而是一种清醒的现实主义。它让我们不再对改造整个税收体系和其背后的现代国家的政治体系、思想体系抱有幻想，从而使我们获得一种宝贵的自由。耶稣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当我们把这部分强制上缴的“损失”交予凯撒之后，我们就可以毫无怨言地将税收以外的那一部分收入，当作是上帝真正赐给我们、要我们做好管家的那一部分产业。

第三，拥有政治家恩赐的基督徒公民，应当在政治博弈过程中作光作盐。 教会作为机构的战略性“疏离”，绝不意味着基督徒公民的政治退却。相反，那些蒙召进入政坛的基督徒，其战场正是在那个复杂的博弈过程中。他们的呼召，是为公义、公平和真正的怜悯而战。他们要努力使政府的征税更趋公平而非掠夺，使税收的使用更能体现对真正赤贫者的怜悯，而非出于政治计算的收买。他们要尽其所能地以荣耀上帝为目标，来更新这个利益至上的政治文化。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一种保守主义的限制政府权力膨胀和税收扩张（包括债务扩张）的政治智慧，对于基督徒政治家来说是十分必要的。

第四，教会必须致力于建立一个替代性的爱的社群。 当教会从政治缠斗中获得解放后，它不是消极地无所事事，而是要将资源和精力投入到一项更伟大的工程中。我们回应福利国家最有力的武器，不是政治抗议，而是用行动证明，有一个远比它更美善、更有效、更具人格尊严的模式。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可见的、可触摸的、基于教会的救助体系，它不仅提供金钱，更提供关系、陪伴、属灵辅导、技能培训……它提供的是一种整全的、恢复性的、深入到灵魂的关怀，这是任何政府官僚机构都无法做到的。

第五，我们需要以更宽广的视野，来看待福利主义这一历史现象。福利主义作为一种强大的现代世俗意识形态，其腐蚀性是普世的。它不仅瓦解基督教社群，同样也瓦解穆斯林、印度教徒等一切传统的、前现代的宗教社群。它将所有人都从其原有的信仰共同体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孤立的、世俗化的现代个体。

从人的角度看，这是文化的灾难；但从上帝护理的角度看，这或许恰恰为福音预备了道路。一个从传统伊斯兰教捆绑中被“世俗化”出来的穆斯林，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接受福音。这种世俗主义的伪福音，在拆毁其他偶像的同时，也暴露了自身的空虚，这正是教会传福音的契机。

当然，这种看见绝不意味着教会可以放松警惕。正因为它是一种“普世的消融剂”，教会必须时刻警醒，不让这种追求安逸、依赖国家、推卸个人责任的福利主义侵蚀到教会内部。

总而言之，教会对福利主义的回应，不是简单的政治行动，而要求一场深刻的属灵复兴。它要求我们有智慧分辨，有勇气批判，有策略地与政治保持距离，并以更大的热情和牺牲，去建立那个能真正彰显上帝荣耀的爱的共同体。在这个被伪福音所迷惑的世界，唯有活出真福音的教会，才能提供唯一的、真实的答案。

结语：为明日的中国教会早作预备

以上这些回应，主要是基于西方教会已经历和正在经历的挣扎。然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正处在转型期的社会来说，这并非遥远的警钟，而是近在眼前的考题。因此，中国的教会亟需从理论上早作预备。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贫富差距、养老压力、医疗保障等问题日益凸显，民众对于安全感的渴求也愈发强烈。我们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争取一种普惠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必将成为一股巨大的、在道德上看似无可辩驳的社会浪潮。

如果教会不从圣经启示的角度早做思想预备，届时，当这股浪潮以“爱与公义”的名义席卷而来时，我们将极易陷入迷失。要么，我们可能会将这种属人的解决方案误认为就是上帝的公义，从而将福音矮化为一种世俗的政治行动，最终被意识形态的洪流所吞没；要么，我们可能会因恐惧和无知而退缩到与社会无关的属灵角落，彻底丧失作光作盐的公共见证。

因此，今天的思想预备，正是为了明日的忠心见证。中国教会必须抓紧时间，建立并教导一套整全的圣经世界观，帮助信徒深刻理解上帝关于财富、工作、财产、国家/政府与教会关系的启示。唯有如此，当那一天来临时，我们才能既不冷漠，也不盲从；才能以属天的智慧，向我们所生活的这片土地，指出那一条福利主义之外的，建立在个人责任、家庭伦理和教会作为生命共同体彼此相爱之上的，更美善的道路。

林江风，华西圣约人文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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