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度时评】基督徒占多数的纽约，为何选出一位穆斯林社会主义者市长？

【国度时评】基督徒占多数的纽约，为何选出一位穆斯林社会主义者市长？

2025年11月10日

文/林江风

本文首发于《圣风评论》（ https://t.me/shengfengpinglun ），转发请注明出处。

2025年纽约市长选举的结果，提出一个尖锐而深刻的问题：超过半数（不同的统计数据说法不一，都在57%-62%之间）基督徒人口的城市，如何通过一人一票的民主程序，选出了一位在个人信仰（穆斯林）和政治意识形态（民主社会主义）上，都与基督教传统价值观构成鲜明张力的市长？

纽约没有那么多基督徒，美国也不是基督教国家

纽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样本，这里面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统计学意义上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基督教人口是多么虚幻的一个概念。

首先，其中绝大多数是挂名基督徒。很多人说自己是基督徒，就好像我们说中国人都是儒家的信徒（或很多中国人号称信佛教），他们的信仰更像是一种继承而来的文化遗产，一种标识身份的社会符号，而非一个能塑造其世界观、并指导其公共生活抉择的生命核心。

对他们而言，星期天的礼拜和星期二的投票分属两个互不相干的世界。当选举来临时，驱动他们做出选择的，是房租账单、地铁票价、工会立场、族裔认同等一系列现实的、世俗的考量，而不是圣经中关于财产、责任与秩序的原则。

其次，即便在那些有真实信仰的基督徒内部，也早已因神学的分裂而分崩离析。一个世纪以来，主流新教的神学自由化，已经使其教会领袖和众多信众成为世俗进步主义议程最热忱的布道者。他们挪用“社会公义”、“爱邻舍”等圣经词汇，将其重新诠释为支持国家主导的财富再分配，这使得投票给一位社会主义者，在他们看来，非但不是背叛信仰，反而是“实践信仰”的最高形式。与此同时，庞大的天主教群体则在生命议题（反堕胎）和其社会训导中的经济正义（同情劳工、扶助贫弱）之间被撕扯。在纽约这样一座移民城市，后者所产生的政治动员力，显然压倒了前者。

纽约是一个比较极端的样本，放到整个美国来看，从平均意义上讲情况可能比纽约稍好。但是，我们还是要清醒地认识到一点：美国早就不是什么基督教国家了。且不说重生的基督徒占到总人口的比例，那本就无法统计。即使从一般意义上讲，按照基督教的伦理观来生活，有基本的基督徒的生活样式，比如说有积极的教会生活，参加主日敬拜，参加周间团契，这样的基督徒恐怕在美国社会当中是非常少数了。

“美国的民主”正面临极大的危机

纽约的选举还暴露出来美国民主制度正面临的危机。托克维尔当年发现美国之所以能够避免法国大革命的混乱与暴政，其秘诀不在于宪法或者法律条文，而在于一种更深层的东西，他称之为“民情”。“民情”是什么？ 它不仅仅是道德，而是“一个民族思想习惯和内心习惯的总和”。它包括了人们的价值观、家庭观念、工作伦理，以及最重要的——宗教信仰。

托克维尔断言基督教信仰是美国民主“最重要的政治制度”。基督教信仰为自由划定了神圣的、不可逾越的边界。它教导人们自我约束、延迟满足、尊重他人。这使得人们在行使自由时，不会轻易滑向放纵和侵害他人的地步。自由因此得以在秩序中运行。民主天然会导向个人主义，让人只关心自己的利益。而基督教信仰则教导人们，他们对上帝、对家庭、对社区负有责任。这种超越性的责任感，将孤立的个人联结成一个有机的社会。教会本身就是一个小型的公民学校。在教会里，人们学习如何组织、如何奉献、如何为共同的目标服务。这些在教会和各种民间社团中习得的习惯，是维系一个共和国所必需的公民德性。

简而言之，托克维尔所看见的是，基督教信仰为美国民主提供了无形的“压舱石”。而今天的危机，正始于这块压舱石的松动与解体。

当美国的基督教“民情”根基越来越被抽空以后，日益分裂成无数个以自身利益和身份认同为最高准则的“部落”。政治不再是为了寻求共同的善，而是变成了不同“部落”之间不可调和的价值和利益冲突。政治不再是关于如何更好地治理国家，而是关于“我们的人”如何打败“他们的人”。立法、政策、司法任命，都变成了服务于党派利益的工具。

当代美国民主的危机，其本质是一场深刻的信仰危机和文化危机。它正在上演的，正是托克维尔在一个半世纪前就发出的警告：一个民主社会，如果抽掉了支撑它的基督教“民情”的基石，其自由最终将无法维系，要么走向无政府的混乱，要么走向一种新型的、无所不包的“温和专制”，最终演变成“多数人的暴政”。

自由派和福音派都无力回应马克思主义的挑战

美国人明明知道马姆达尼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是一个穆斯林，但是依然无法阻挡他在公共政治当中的上升之路。这是我看到一个更深的属灵的危机：就是自由派和福音派都没有力量来回应马克思主义的挑战。

对于一个挣扎在纽约高昂生活成本下的普通市民——无论他是否自认为是基督徒——他所面临的困境是具体的：飞涨的房租、昂贵的托儿费用、拥挤而低效的公共交通。当马姆达尼，针对这些痛点开出了一系列清晰、具体、且极具诱惑力的“药方”——租金冻结、全民免费托儿、公共交通降价——这些承诺便拥有了无可抗拒的政治穿透力。

在这种情况下，候选人的宗教背景或其意识形态的深远后果，都显得遥远而次要。选民投票的逻辑被简化为一种直接的利益交换：“谁能让我眼下的生活变得更容易？”至于这种“容易”是否以牺牲他人的财产权、城市的长期经济活力以及个人责任感为代价，则被大多数人选择性地忽略了。

这凸显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教会没有帮助基督徒将福音应用到公共生活的领域，来指导基督徒如何在公共生活中做出选择。基督徒做的每一个选择，都是属灵的选择，要么是顺服圣灵的带领，要么是顺服魔鬼的谎言。教会若不将“凡基督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基督徒将常常顺从情欲而行，落在各种犯罪之中，却不知道“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自由派早就偏离圣经，变成各种反福音的思想来掳掠基督徒的屠宰场。而无论是基要派还是后来的福音派，都缺乏整全的神学思想来回应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挑战。基要派最早的逃避主义策略，把最重要的政治、教育和媒体等等与现代人的生活，甚至是与精神生活密切相关的重要领域都拱手让出来。等到福音派想要回来收复失地的时候，发现美国的民情早就发生了改变。如果美国教会不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断难在争战中得胜。

美国教会需要悔改，重新走上为主受苦、传扬福音的道路

教会需要做的，不是如何夺回政治权力，而是如何回应上帝的呼召，走上为主受苦，传扬福音的悔改之路。

首先，教会要为门徒训练的灾难性失败悔改。 我们必须承认，许多的教会满足于制造“决志者”，却没能培养出拥有整全圣经世界观的“基督门徒”。教会任由信徒过一种属灵的精神分裂的生活，星期天是基督徒，星期二是世俗主义者。教会的讲台必须重新勇敢地传讲上帝对人类生活所有领域的主权，包括政治和经济。

其次，教会要为公共见证的全面失语悔改。 当城市在真实的痛苦中呻吟时，教会提供了什么？基督徒是否活出了一个彼此相爱、扶危济困、远胜于政府福利的教会社群，以至于可以对世界说：“看，这里有更好的道路！”？我们必须停止龟缩在属灵的舒适区内，而是要带着福音的智慧和勇气，积极地进入并服务我们所生活的城市。

现在，是教会回归其真正使命的时候了。问题不在于市政厅里的那个人是谁，也不在于白宫的那个人是谁，而在于我们是否愿意使教会真正成为教会，是否愿意用十字架的方式，来传扬十字架的福音。

早在三十多年前，提姆·凯勒牧师便以先知般的敏锐洞察到了纽约这片属灵的废墟。1989年，当他决定来到曼哈顿植堂时，他不是来修补一个衰败的基督教城市，而是以宣教士的姿态，进入一个需要被重新福音化的宣教工场。

他所看到的纽约，正是今天这个选举结果的成因：主流教会神学空洞，其讲台充斥着用基督教词汇包装的世俗道德主义；而保守的福音派教会又与城市文化严重脱节，龟缩在“圣洁的圈子”里。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福音真空”——成千上万受过良好教育、思想敏锐的城市精英，找不到一个地方，可以让他们带着自己的怀疑，去接触到一个既符合圣经正统、又在理性和文化上具有说服力的基督教信仰。

凯勒牧师的行动本身就是一种宣告：纽约早已不是一座需要保守的阵地，而是一片需要重新开始耕耘的禾场。他比许多人早了几十年就看清了美国大都市基督教信仰的空心化。可悲的是，三十多年过去了，他的洞见依然是少数派的呼声，而整个纽约教会的属灵光景，则无可挽回地滑向了今天这个地步。

今天是纽约，明天是哪个大城市？后天是哪些州？如果美国福音化的速度，赶不上美国异教化和社会主义化的速度，罗马帝国的前车之鉴，就在不远的地方。

林江风，华西圣约人文学院教师。

本文首发于《圣风评论》 https://t.me/shengfengpinglun 转发请注明出处。

欢迎关注“圣风评论”，本平台将持续刊发国度内重要时事动向和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