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风评论》社评】从“9.29学习”到“10.9锡安教案”
作者:赵希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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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9月29日,新华社一则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宗教中国化”的报道,在许多人看来,不过是一篇寻常的官媒通稿。然而,仅仅十天之后,“10.9锡安教案”爆发,震惊海内外。这两起事件之间,或许没有直接的办案指令关联,却存在着清晰的逻辑关联:“9.29学习”为下一个阶段的宗教政策提供了顶层蓝图,而“10.9教案”则为这个蓝图的执行,提供了一个样板式的注脚。
所以接下来笔者将试着就这一篇新华社报道当中所透露出来的信息做一点解读,供关心中国家庭教会的读者们参考。
一,当前执政者对宗教问题高度重视
第一个点就是我们需要注意到,当前的中国执政者对宗教问题是高度重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学习所涉及的往往是关乎国家大政方针的一些重要的议题,比如国家安全、经济发展、法治建设、军事改革等等。而宗教中国化的议题被放到这样的一个层面来学习和讨论,这本身就表明执政当局对此的重视。
如果我们稍微看一下,中共建政以来有三次最高级别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分别是在2001年、2016年、2021年举行的。其中有两次都是最近十年内举行的。2015年5月和2022年7月还有两次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也都特别地强调了宗教议题。
过去,宗教工作更多是由统战部和宗教局等具体部门来推动。现在,由总书记亲自主持、全体政治局委员参与学习研讨,表明这项工作已成为由最高层直接领导、亲自部署的“一把手工程”。集体学习通常是在一项工作需要统一思想、深化部署、全面推进的节点上举行。“9.29学习”或许标志着“宗教中国化”将全面转向一个系统化、法制化、常态化、全国性推进的新阶段。
二,最重要的政策动向是“系统推进”
第二点是“系统推进”这个词是本次学习的核心。过往四十年来,我们所经历的宗教政策,虽时有严厉,但常带有地方性、运动式的色彩,尚存喘息之机。但“系统”二字,意味着这不再是零敲碎打,而是由最高层设计的、跨部门、全方位的顶层战略。这意味着什么?
第一,组织上的系统化。正如报道所言,“各级党委要加强对宗教工作的领导”。在1992年之后的多年内,地方政府的两个核心目标,一是维稳,一是发展经济。但是现在,执政当局主要是从政权安全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在此视角之下,宗教问题已经从一个社会管理问题,彻底提升为一个关乎政治安全与意识形态忠诚的核心问题。
第二,手段上的综合化。“加强综合治理”意味着,未来针对我们的,将不再仅仅是宗教局、街道办、派出所(公安局),而是国安、网安、教育、金融、税务等所有国家机器的“组合拳”,他们可以从各个方面对教会进行全方位的围剿。所谓“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其真实含义更可能是:将所有过去被视为灰色地带或模糊空间的宗教活动,通过加速立法和制定规章的方式,迅速将其清晰地定义为“非法”,从而实现“依法打击”的完备闭环。“加强基层基础工作”,就是放权给基层政府,并且把宗教工作列为基层干部的考核指标之一。
总的来说,“强化系统观念”,意味着执政当局要求全局上下整体配合,来实现对信教群体的整合和规训。教会作为上帝之城在地上的代表,我们尊重地上之城的权柄,作顺服的公民。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系统”要求我们将一切都纳入他们今世的轨道时,它正在僭越“凯撒的物”的界限,试图染指那单单属于“上帝的物”。
三、根本的诉求是“中国化”,对内认同和顺服,对外切断普世连接
第三,执政当局对基督教的核心要求,是“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句话的意思翻译过来就是:我们是无神论者执掌的政权,我们的终极目标是要消灭宗教,但现在不消灭你们,你们得认清现实,老老实实地听从我们,不然的话我们现在就可以消灭你们)。
这句话是早年提出的,但在此次“系统推进”的框架下,被赋予了更具操作性的新内涵。
第一,对内要求认同和顺服。
执政当局要求基督徒“不断增进‘五个认同’”,即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这并不是一个新的提法,但对基督徒而言,是最具挑战性的。因为这不仅仅是爱国主义教育,而无异于是一次信仰核心的置换。
基督教信仰的最高、唯一且绝对的认同,是对三一上帝的认同,是对耶稣基督是主、是教会唯一元首的认同。而“五个认同”,特别是对党和社会主义的认同,是要求我们将一个地上的、人的组织与意识形态,置于与上帝同等、甚至更高的位置。这直接违背了十诫的第一诫:“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这实质上是在要求每一位基督徒用一套世俗的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重新格式化我们的信仰。所谓“正确的宗教观”,就是一种将信仰彻底工具化、政治化,使其完全服务于国家意志的宗教观。这与我们以上帝圣言为唯一、最高标准的信仰观,是根本对立的。
第二,对外要求切断与普世教会的联系。
“始终扎根中华大地、浸润中华文化”这句话,听起来温情脉脉,但其背后的政治意图,是切断中国教会与普世教会的血脉联系。
基督的教会是超越国界、民族与文化的。我们既是中国人,也是天国的子民。我们尊重中华文化中的优秀传统,但我们信仰的源头是上帝的启示——《圣经》,我们归属的是在基督里合一的、历世历代的、跨越时间和地域的圣徒群体。而执政当局试图构建一个与普世教会隔离的“国家教会”,一个在信仰上“独立自主”的孤岛,从而使其更容易被掌控和改造。
执政当局实际要求的不止是基督教会的顺从,而是对信仰的重新定义。它要求基督教“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觉建设者”,这看起来似乎并不过分,但是教会的本意,是“被呼召出来的群体”。我们的身份、使命与盼望,皆源于那位呼召我们的三一真神,而非任何地上的组织或文化。我们可以、也应当在所处的社会中作光作盐,爱人如己,服务社群。但这与将信仰的本质工具化、将教会的使命政治化,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道成肉身式的进入世界,后者则是被世界同化而失去其属灵的本质。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
四、从基督教内部寻找“自我变革”者来瓦解和分化
第四,最值得我们警醒的,是报道中那句看似温和的呼吁:“激发宗教界主动作为、自我变革”。它要求宗教界在教义教规、管理制度、礼仪习俗、行为规范等方面“体现中国特色、适应时代要求”。
这是一种比外部打压更可怕的策略:它要求教会自己动手,完成信仰的“自宫”。
如果读者诸君稍微去了解一下《深入推进我国基督教中国化五年工作规划纲要(2023—2027)》的内容,何谓当局所期待的在“在教义教规、管理制度、礼仪习俗、行为规范”上的改变,内容是非常具体而全面的。概括而言:
1,教义教规方面要实现信仰内核的政治化改造。用中华文化和社会主义价值观重新解释圣经,使信仰的核心内容服务于国家政治目标,淡化或修改与当前意识形态不符的教义。
2,管理制度方面要实现组织体系的彻底收编。首先是将三自教会的人事、财务、决策等全面纳入统战和政府的行政管理体系之下,切断海外联系,确保组织上的绝对顺服。至于三自以外的家庭教会,在政府看来都是非法的。
3,礼仪习俗方面要实现外在形式的“去西方化”。在教堂建筑、音乐、服饰和仪式上,全面采用中国传统元素,消除基督教在观感上的“洋教”色彩,使其在文化上与本土融合。
4,行为规范方面要实现社会角色的工具化。将信徒的社会行为和宗教实践引导到服务国家建设、参与社会公益的轨道上,使其成为稳定社会、认同国家的“模范公民”,而不是单纯的信仰传播者。
如果要在短期内实现对遍布中国城乡的家庭教会进行收编和改造,是不太容易的事情。所以,当局寻求从堡垒内部来攻破。这种“主动作为、自我变革”的号召,是在引诱和强迫教会的领袖们,为了生存而主动出卖信仰的纯正性。接受它,教会便名存实亡;拒绝它,便会被扣上“不适应”、“不作为”乃至“对抗”的帽子,从而为下一步的“依法治理”提供口实。
众多的家庭教会将如何回应呢?
在磨刀霍霍声中,耶稣基督对祂的门徒说:我差遣你们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
在末世的敌意和抵挡中,耶稣基督对祂的教会说:我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在逼迫和逼迫的风声中,耶稣基督为我们祷告说:“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
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阿们!
赵希米,中国家庭教会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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