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度历史】1957年的基督徒右派分子们（连载之三）

【国度历史】1957年的基督徒右派分子们（连载之三）

文/王怡

殉道与护教：中国自由史的篇章

最讽刺的，是一个号称独立自主，“自治、自养、自传” 的三自运动，却建立了一个二千年教会史上罕见的彻底依附于政府、放弃圣经真理而接受现实政治目标控制的宗教组织。用吴维尊的话说，“这个‘自’，实质上是中国党和政府对神在中国教 会的绝对领导权，或绝对主权”。对基督徒来说，这已不是基督的教会，也不再是基督教信仰。一些公开反对三自、捍卫基督信仰和良心自由的，恰恰是当时中国的一部分独立教会和本色化教会。而三自运动的主要目的，反而是要替当局消灭他们。

在极权主义的洪水猛兽前，人的尊严和良心的自由，如何可能站立得住。以此观察1949年后的中国，41万基督徒集体签名 加入“三自爱国运动”，是一一件令人震惊的，大规模的卖主 事件。基督教会在中国150年的宣教和扎根，当极权者到来时， 却大都如草木禾秸的工程，一瞬间就软弱跌倒了。但在另一方 面，1957年以后，在中国扎根了2000余年的儒家传统和士大夫精 神又如何呢？人们难得发现一个顾准，又发现了一个遇罗克，王元化先生说，“我们知识分子终于没有全军覆没”。一位朋友却 当面毫不留情地回应他，说就算顾准一个人没有沦陷，和你老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话显得太尖锐，也过于刻薄。但共产党的确让所有的知识分子知道了一件事，就是他们的知识和信念，并不足以支撑他们在独裁者面前的人格。他们的脊梁轻易就断了。当时全国大约一百万基督徒中，也有高达三分之二的人，他们所信靠的上帝也任凭了他们的软弱，他们的信仰也轻易折断了。就像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无数次的全国性背道，无数次的偏离拯救他们的神。但不同的是，亦如圣经所言，即便在这样的全国性背道中，上帝也必定会“为自己留下七千人”。在任何一个时代，圣灵都预备了 祂的见证人。好使耶和华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不会落空。总有“ 七千人”不会向着偶像屈服，不管这偶像是木头泥巴，还是政治国家。

中国的心灵自由史上一段最令人震惊的篇章，就是在“三自运动”中，上帝也在黄皮肤的子民中为他“留下了七千人”。大约还有10万左右独立教派的基督徒，从“三自运动”一开始， 就以鲜明的不合作、不服从的态度，走向家庭聚会，拒绝政府的思想改造。从而开创了中国家庭教会筚路蓝缕的传统。也在中国史上第一次拓展出一种非暴力方式的、为着良心自由而抵抗专制的、一个活着的传统。他们中的多数人，不过是极其普通的国 民，他们也只是消极的不服从，在地下坚持独立的秘密聚会。但也有个别的教会领袖，在政治高压下公开表态，公开聚会，公开为信仰辩护。这种在宗教迫害中公开为福音辩护的人，在头两个世纪的教会史上被称为“护教士”。在1957年，1966年，和1989 年，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在历次政治逼迫中，几乎从未没有诞生过他们中间的“护教士”。但在50年代，中国基督教中出现了一批 这样的护教士。

堪称中国基督教“护教士”的代表人物，是北京独立教会 的领袖王明道。他从一开始就公开反对三自，成为三自会的眼中钉。1954年北京教会召开对王明道的批判会。他在这一年底发表《真理呢，毒素呢》一文，针对吴耀宗的立场，宣称“在圣经中，没有‘帝国主义的毒素’，只有上帝纯全的真理”。他告诫 吴耀宗们说，“你们不如爽爽快快说这种教训是‘耶稣和使徒播散的毒 素’，还比较诚实一些。我只问你们，我上面所引的这些经文是不是‘帝国主义思想的毒素？’如果你们不敢说‘是’，就请你 们快些收起这一套恐吓人的面具来。如果你们说‘是’，就请你们赶快脱去你们所披的羊皮，宣布与教会脱离关系，宣布你们不是基督徒，更不是教会的领袖。你们就爽快再组织一个‘反基督教大同盟’，再来一次‘反基督教运动’，至少你们所作的还比 现在诚实一些。”

1955年，王明道再次发表长文《我们是为了信仰》，公开批评吴耀宗等三自领袖是“不信派”。反对与“不信派”结盟， 反对与他们同工。宣称道不同不相为谋，“信与不信不能共负一轭”。王明道的立场有两个方面，一是政教关系上反对教会依附于政府，反对政府对教会的政治控制。二是反对三自领袖们的自由派神学，坚持圣经权威性和基督信仰的基本要义。而他的后一个立场，正是前者的根基。

这两篇文章，不但是中国基督徒在20世纪持守信仰自由的经 典文本，同样也应被视为中国人在20世纪持守良心自由的经典文本。尤其是《我们是为了信仰》一文，在教会内产生极大冲击，一些加入三自的基督徒，也深受这篇文章所感，退了出来。事实上，在1949年后的政治迫害中，那些坚持信仰自由、走向家庭聚 会的基督徒，大多是被称为“基要派”的基督徒。不持守圣经权 威性的基督徒，在平日也可以做基督徒，但当国家的权威忽然变得严厉和残暴时，他们心中就再也没有比国家更高的权威和信 念。本着圣经相信基督的人，遇上谁，他相信的都是基督。相信自己的人，一遇上共产党，就连自己也不信了。

对上帝的信仰，成为这一批基督徒在极权主义面前的勇气的源头。也在他们软弱跌倒之后，成为他们悔改归正和重新站立的依靠。王明道发表《我们》一文后，当局决定逮捕他。1955年8 月7日，他作了最后一次讲道，题为《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当晚王明道夫妇二人及18名信徒一起被捕。10月29日，当局宣称一切“三自”以外的基督教活动，均属非法。从此，不加入三 自，即已构成被捕的理由。随后三自会在各地发动大会声讨王明道，支持和同情他的信徒，在各地纷纷以“王明道分子”的罪名 被捕，其中包括广州大马店教会的著名传道人林献羔。甚至一位上海的女信徒，因“为王明道祷告”，以反革命罪被处管制20余 年。另一位信徒替厦门的信徒买王明道的书，也被归入“王明道 反革命集团”，被判18年劳改。而王明道自己，在狱中经受14个 月的折磨之后，最终支撑不住，于1956年9月签署了警方拟定的一 份悔改书，获得释放。

只要写个检讨，承认错误，就可以洗澡过关。在反右、文革及历次运动中，中国的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一人没有这么做过。人们也体谅他们的软弱，因为我们也一样软弱。直到今天，也很少有人为此忏悔，甚至不认为这是一种万劫不复的罪孽。犹如巴金一生，从未真正悔恨过自己的谎言和罪过，未曾说过一句关于文革悲剧之实质的真话。却仍然以倡导说真话之名，赢得全社会的尊敬。至于朱学勤先生忍不住说，巴老，你讲了那么久“说真话”，你就好歹说一两句真话吧。老作家邵燕祥先生的《找灵 魂》一书，将他历次运动的检讨书一一公开，表示悔意。这是一种值得尊敬的对于失丧灵魂的寻找。而当年王明道出狱后，自觉已如彼得一样背主，并在人前否认基督。经过一年多的休息和身体恢复，他在一个早晨，和老伴手牵着手，走进北京市公安局。对着每一个睁大眼睛的警察说，那份悔改书不代表我的信仰立 场，我来这里，是来否认我的签名。后来，王明道再次入狱，被判无期徒刑，他的妻子被判18年。

那个清晨，一对牵着手回到公安局的老夫妻，是信靠上帝的基督徒对苦难和罪性的回应。也是当我想起1949年后这个国家 的一切苦难时，心中微小但却坚定的温暖。这样的人物，从1950 年到1958年，直到1979年，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从传道人到平信 徒，从城市到乡村，犹如群星一样闪耀，于数十年政治逼迫中开创出了中国家庭教会的属灵传统。护教士的声音，和殉道者的 血，从十字架上，一直流到中国家庭教会数千万信徒的身上。

与此同时，“三自运动”的政治狂飙也刮到了天主教会。天 主教神父们受到新派神学的影响很小，他们的护教和殉道甚至比大部分新教徒来得更加决绝，毫不动摇，并得到罗马教庭的大力支持。教廷公使黎培理在致中国各主教的信中，公开反对三自运动。1951年9月5日，他被中共驱逐出境。1952年和1954年，教宗发出两份通谕，《劝勉中国被难教胞》和《致中国人民书》，批评三自运动是要“建立一个不再是天主教的民族主义教会，它否认了基督信仰的普世性”。教宗激励中国天主教徒保持信仰的坚忍和忠诚。无数与王明道类似的中国神父，如张伯达、周济世、龚品梅、邓以明等，成为可称颂的真理的仆人和信仰的捍卫者。张伯达神父在高压下发表公开讲话，声称“天主教会在中国所作的一切，没有一件不是为了中国人民的益处，因此我绝不能在这个宣言上签字”。他随后被捕，三个月后在看守所被折磨致死。在重庆，一位年轻的神父董世祉，在一群高呼爱国口号的天主教徒面前，发表了一段尽管流传不广，但却堪与尼莫拉牧师前后辉映的动人演讲，“今天，他们要我们攻击教宗在中国的代表——黎培理公 使。明天，他们就会要我们攻击教宗——基督在世上的代表。后天，他们难道就不会要我们攻击我们的上主，至高的神——耶稣基督本身吗？”

许多国人，包括一些知识分子，都对基督教今天在中国的广传难以理解，或心存怀疑，担心基督信仰与共产主义有某种相似的排他性。但人们忽略了一点，就是在1949年以后，中国的基督 徒和其他人群一样，都活在专制主义的苦难中。但基督的教会在同样的苦难和同样普遍的跌倒中，却活出了一个不一样的殉道与护教的传统，活出了一个尽管微弱但却坚决的良心自由的传统。

到了1979年，知识分子们纷纷平反，才发现这个以社会精英自居 的群体，在他们中间竟然找不到一个干净的人。找不到一个活着或死去的楷模，找不到一个可称颂的士大夫的高贵脊梁，遑论保守一个自由的传统？而中国的基督徒们却在此时收获了他们的盼望。在此时看见了他们中间如云的圣徒。王明道、袁相忱、林献羔、谢模善，被称为“中国的以巴弗”的吴维尊，以及李天恩、 杨心斐一大批为义受苦的本土传道人，成为中国基督教持守信仰和良心自由的见证人，也成为中国基督徒在五星旗下与中国人民同受苦难的见证人。基督教在今天中国社会的复兴，是建立在长期默然受苦和甘心被政府剥夺的代价之上，而不是建立任何为自己争取利益和权利的运动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