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admin

美国国会议员与宗教自由倡导人士星期四(11月20日)在美国国会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表示，中国政府正在对境内各宗教团体发动一场“系统性的信仰战争”。在听证会上，有宗教专家指出，这不仅是人权问题，也是国家安全问题。“中国在与信仰开战，也在与我们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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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度历史】1957年的基督徒右派分子们（连载之二）

文/王怡

三自运动：信仰的沦陷

早在反右运动之前，中共借助“三自筹备会”及吴耀宗、丁 光训等人，在反帝、爱国、拥护共产党的政治立场下，一统分散的基督教会。1949年9月，中共高层钦点了当时在教会内并无重要 地位的吴耀宗、刘良模等5人，作为基督教界的代表，参加产生新政府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中共精心培育他们的地位，让吴耀宗在会后率宗教界代表团全国巡访，在各地均受到党政首脑迎接。

尝到甜果子后，周恩来在1950年5月短短一个月内，接连三次接见 以吴耀宗为首的19位基督教领袖，开始摊牌。

第一次接见，周恩来以一句话为中国的基督教定下调子，即传教是与帝国主义侵略相联系的。由此他提出三项建议，第一， 教会应发起一场反帝爱国的运动，彻底清算与帝国主义的关系， 清算教徒中的“帝国主义走狗”。第二，基督教在新中国要受约 束，不要到街上去传教。第三，教会应该独立自主，切断与帝国主义的联系，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这个讲话迄今 为止，仍然是基督教“三自爱国会”的基调，也是官方基督教史 界迄今为止理解近代教会史的一个基调。

第二次接见，周恩来开始语带威胁，说教会必须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就是拥护《共同纲领》，使宗教活动有益于新 民主主义社会。他再提出一个具体限制，教会不能再邀请外国传教士来华传教，也不能再向境外募捐。

第三次接见，谈话主要集中于政教关系。周恩来转而向教会示好，说政府的“统一战线”要扩大，能不能加入统一战线，关 键不看唯心论还是唯物论，而是看“是否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切断了联系”。他进一步提出两个更为凶狠的威胁，一是重申要把宗教界的害群之马、极少数的走狗清除出去， 这样广大的基督徒就不会因为少数坏人而受到歧视。二是要求教会内部开展自我批评，对自己进行“检讨和整理”。

周恩来这三次紧锣密鼓的讲话，仿佛魔鬼在旷野的三次试探，瞬间便把中国的教会领袖们逼上了绝路。紧接着，毛泽东又在6月6日的中共中央全体会议上发言，宣布“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的反动势力，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同这些敌人作斗争”。

一个号称新民主主义政权下的信仰自由，就这样被葬送了。中国的基督徒和教会领袖们随后作出了他们的选择。要么妥协， 走背主卖友的路。要么像旷野中的耶稣拒绝撒旦那样，拒绝共产党的权势，走一条殉道和护教的路。在这两个非此即彼的选择 中，就分别产生出今天的“三自会”和“家庭教会”。

当时，吴耀宗等人在信仰上受自由派（现代派）神学影响。连他在内，三自阵营中的几位主要角色，均曾在自由派的大本营——美国纽约协和神学院进修。不可否认，他们的确也有一种真诚的爱国和反帝心理，和当时几乎所有自由知识分子一样，也对新政权和社会主义革命充满盼望。如在1948年，深受“社会福音”影响的新派神学家赵紫宸，以一种不悲凉的语气写道，“ 大批不顾个人安危的年轻人站在了共产党人一边，他们根本不把拯救民族的希望寄托于教会。”
这些越来越倾向于左翼社会思想的基督教新派人物，开始围绕在青年会的干事吴耀宗周围。1948年，吴耀宗曾写下《基督教 的时代悲剧》一文，宣称基督教在华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他说，“如果我们的思想与西方基督教的思想一样，我们实际上就变成了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无意识的工具。在求解放的广大民众眼里，我们不过是鸦片”。

这些新派“基督徒”看到了社会参与的重要性，但因身受自 由派神学的捆绑，无法归正基督教正统信仰的救恩论，去恰当地认识个人救恩与社会变革的关系。于是对他们来说，“基督的救赎与社会变革是一回事”。他们所谓的基督信仰，已和世俗的社会主义相去不远。吴耀宗的儿子吴宗素，于2006年11月其父的遗 体迁徙仪式上，仍在宗教局官员面前为父亲辩护，仍然苦口婆心地提及吴耀宗坚持认为“基督教和共产主义并无矛盾”。中国教 会史专家、法国的沙百里神父在其著作中评论说，这正是“三自运动”从新教开端的原因。共产党显然注意到了吴耀宗等人的思想，“他们对此相当重视并充分加以利用”。

尤其在韩战爆发之后，西方传教士更迅速地被逐出中国，少数人被政府逮捕。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也高涨，对这些自由派的教会领袖触动更大。吴耀宗写下《共产党教育了我》，重庆神学院院长陈崇桂写出《我政治思想转变的过程》，在随后的三自革新运动中，成为对广大基督徒进行思想改造的两篇范文。他们最后的结论都是，原来共产党的理论是正确的，“唯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救全世界”。他们承认，自己已从一个改良主义者变成了革命者。

而另一些教会领袖，则在政府首脑的三次威胁后，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对自己所信的也丧失了盼望。转而认为若不妥协， 教会就会彻底被摧毁，于是怀着一种忍辱负重的想法接受对政治的依附。如上海灵修神学院院长、改革宗的神学家贾玉铭，曾公开宣称，“参加三自会是违背神旨意的”。但到了1954年春天， 几个宗教干部去他办公室密谈数小时之后，他参加了三自会，并当选为全国三自的副主席。另一位重要的教会领袖，被称为“中国教会三巨人”之一的杨绍唐，同样具有改革宗神学背景，毕业于著名的华北神学院。他和贾玉铭一样，似乎存着保护教会利益的苦心，而选择了委曲求全，最终成为中共清算教会的棋子，担任了全国三自的副主席。

而聚会处的领袖倪柝声，早期也公开反对三自，不久也改变态度，甚至主动为三自辩护，说“教会是一个杯子，政府是一个盘子”。杯子要放在盘子上，是理所应当的。但政府已决意拿他杀一儆百，1952年，他还是因反革命罪而在沈阳被捕。

其他人，有出于恐惧而随波逐流的，也有个别倡导者，是共产党很早之前就派遣渗透入教会的秘密党员。这和他们在二十年代“非基运动”中暗中策划和鼓动的手法一样。如在上海组建 三自会的主要人物、秘密党员李储文“牧师”，1961年后曾任全 国“三自爱国会”秘书长，后在文革中经受不住红卫兵殴打，亮 出藏于家中的党员证求饶。身份暴露后，离开基督教界，改任上海外事办主任，后调任新华社驻香港分社副社长。

随后吴耀宗“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很快拿出了一个表明 基督教政治立场的宣言，《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以团结全国基督徒爱国、爱党，反帝、反美为宗旨。并根据政府授意，邀请了40名教会领袖联名发起。这个宣言的最后定 稿经周恩来过目，政务院批准。连同第一批共1500余人的签名名 单，全文刊登于9月23日的《人民日报》。9月26日，中共中央作 出《关于在基督教、天主教中展开响应“基督教宣言”运动的指 示》。随后在当局扶持下，开展了一场持续数年的签名运动。

当时全国约10，000间教会，8千传道人，84万基督徒，人人 都必须过关，签名以自保。签，就是爱国，不签，就是反革命。到1951年4月，签名者达18万人，年底达到36万。到1954年“三自爱国会”正式成立时，亲笔签下姓名的基督徒达到41万6千余人。

至于中共在1949年后，为什么采用软硬兼施的办法控制教会，而没有直接以暴力消灭宗教。表面上冠冕堂皇的说法是毛泽东的“人民内部矛盾说”。不过亦可参考1956年11月，第一任宗教事务局局长何成湘接见澳洲圣公会代表团时的讲话。他说到三个原因，第一，基督徒们大多有一技之长，可以改造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第二，可以利用基督徒，和西方国家建立友好关系。第三，政府不想制造殉道者，引起反抗。另外，中共负责宗教工作的李维汉，也曾在1961年一次内部会议上，对党内左派做 过一次很直率的解释。为什么帝国主义、地主、资本家我们都消灭了，却要留下宗教呢？李维汉说，容许宗教的继续存在，“更有利于‘促退’宗教信仰，而不是更有利于‘促进’宗教信仰”。他反对一些激进做法，如在信徒中开展无神论的教育和辩论。他说，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出于国内外的统战考虑，请大家一定要理解。但这种温和的倾向仅一年后就消失了，李维汉遭到不点名批评，被视为修正主义和投降路线的典型。随后中共一度开始强制取消宗教。李维汉也开始搞“无宗教区”实验，他派工作组 到温州，彻底“砸烂”基督教会。但温州的地下教会反而越打越 多，文革后成为基督教最复兴的地区，甚至有“中国的耶路撒 冷”之称。李维汉在80年代的一次讲话中承认，直接消灭是一种彻底失败的政策。

可惜当时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们，尚沉浸在对新民主主义的浪漫设想，及20年代“非基运动”以来对基督教的偏见中。没有 一个知识分子想去讨论共产主义与宗教自由的议题。也几乎无人关注基督徒这一边缘群体的政治命运。但基督徒在1950年至1956 的遭遇，人人过关、思想改造、控诉大会，这一切都在1957年重 演，成为主流知识分子的恶梦。当一个社会失去了宗教信仰的自由，就连一般的思想和言论自由也失去了。由周恩来在1950年一 手导演的对基督徒的信仰禁锢与迫害，到了1957年，就变为了由 毛泽东引蛇出洞的对全社会的思想禁锢与迫害。

这令人不禁回想起纳粹时代尼莫拉牧师那一段椎心刺骨的忏悔：

起初，他们抓共产党员，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后来，他们抓犹太人，我不说话，因为我是亚利安人。后来他们抓天主教徒，我不说话，因为我是新教徒。最后他们来抓我，已经没人能为我说话了。

（未完待续）

【国度代祷信息】锡安教会代祷信 20251119

亲爱的主内家人和各界友人，平安！

自“10.9”锡安教案发生以来，我们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普世教会的代祷支持。我们非常感恩，有来自全球各地的许多主内肢体，带着一同受苦的心志，用祷告之手和援助之手，与我们在这逼迫风浪之中携手站立。特此，我们向大家汇报教案的最新进展，呼吁各界人士持续关注声援，同时恳请众教会弟兄姐妹为我们继续代祷守望。

一、教案进展

“10.9”锡安教案发生已逾 40 天，截至目前，18 位牧者和同工被正式拘捕，8 位被取保候审，3 位被释放。2025 年 10 月 9 日至 11 日，锡安教会有共计 28 位牧者同工被广西北海的警方从多地押解回北海拘留。事发后不久，有 3 位被释放，3 位被取保候审（其中 1 位因身体原因未被带到北海）。11 月 10 日，另有 5 位被取保候审。11 位先后被释放或取保候审的弟兄姐妹不包含锡安教会的核心教牧领袖。虽然 8 位取保候审的弟兄姐妹正在陆续回归家庭与教会，但是他们仍然行动受限，必须定期配合调查。

经北海市银海区人民检察院批准，北海公安局银海分局于 2025 年 11 月 18 日，以“涉嫌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为名，向 18 位锡安教会牧者同工的家属发出了逮捕通知书。部分人员的批捕文件仍未送达，律师团队正在进一步确认后续相关的法律程序。

被正式批捕的 18 位弟兄姐妹目前仍然被分别拘押于北海第一看守所（女）和第二看守所（男），具体名单如下：
金明日牧师
高颖佳牧师
王林牧师
尹会彬牧师
刘桢彬牧师
林书铖牧师
王聪牧师（女）
孙聪牧师
汪中长老
刘江弟兄
魏云斐传道（女）
李盛娟姊妹
吴秋雨姊妹
战歌姊妹
朱明立姊妹
安梅姊妹
梅子姊妹
胡燕子姊妹

二、代祷请求

1，为被正式批捕的 18 位牧者与同工祷告：
每一个名字，都是一个家庭的重量，也是一个信仰群体的伤口，更是一个被耶稣提名选召而背负十架的门徒！愿主亲自看顾和刚强他们的身体与信心；愿他们在孤单软弱时经历主更深的同在与力量；愿福音的盼望成为他们在暗夜里的灯与歌。

2，为 8 位取保候审的弟兄姊妹祷告：
愿主保守他们在限制与压力下，依然平静安稳，从新得力。愿主的爱挪去他们心中的恐惧与焦虑，在信靠等候中看见神对他们各人及家人的带领。

3，为被捕肢体的家属，尤其师母和孩子祷告：
愿主怜悯安慰受到冲击的家庭，尤其是那些心力憔悴的师母们和受到惊扰的孩子们。求主亲自作她们的保护者和伸冤者。求主赐下充足的供应，通过教会—神的家，支持他们在属灵、经济和情感等各方面的需要，使他们不感到孤立无援。

4，为律师团队继续依法维权或诉讼祷告：
求主赐给律师们勇气、智慧、策略和口才，继续依法捍卫被捕牧者同工的法律权益。求主供应相关法务工作所需的资源与经费。求主保护主内律师及其家人的安全。

5，为执政掌权者能秉公执法、惩恶扬善祷告：
求主转变执法者的心，使他们不屈枉正直、不以信仰为罪、不把基督徒视为歹徒，更不要捏造谎言来蓄意毁谤和污蔑牧者的名誉，尽快释放被不公拘禁的无辜信徒。求主祝福和转化中国，真正依法治国，保障公民信仰自由的宪法权利。

6，为锡安教牧团队的合一与配搭祷告：
求主带领锡安教会在国内和海外的教牧团队，在圣灵里配搭协作，牧养群羊，在逆境中奋勇前行；并且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不给魔鬼的试探和分化留地步。

听到 18 位肢体被正式拘捕的消息，我们心中充满悲痛和失落，但却不至悲观和失望。因为“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罗 8:33）求神亲自率领高墙内外蒙祂选召的人，在这场更为长期的属灵争战中得胜，并且得胜有余！阿门。

锡安教会教牧团
2025 年 11 月 19 日

【国度历史】1957年的基督徒右派分子们（连载之一）

文/王怡

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新约·罗马书》3：10

作为人，我为自己的完整、正直而干净的生存权利而斗争那是永远无可非议的。作为基督徒，我的生命属于我的上帝，我的信仰。为着坚持我的道路，或者说我的路线，上帝仆人的路线！ 基督政治的路线！这个年轻人首先在自己的身心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是为你们索取的，却又是为你们付出的。——林昭狱中血书

基督徒右派

基督徒右派李景沆，一个夹边沟的幸存者。天水市一中的数学教师。我们知道他，是因为在2002年春天，作家邢同义用掉12 盘采访磁带，写出了《一个基督徒的右派生涯》。

基督徒右派俞以勒。我们知道她，因为她是林昭的狱友。1961年林昭入狱后，在提篮桥，一度与俞以勒拘禁一室。她 们不但成为难友，也成为在基督里的姊妹。林昭从起初一个毛泽东的信奉者，到一个对专制的不妥协的批判者，最终回归基督信仰，成为一个对刽子手心怀怜悯的殉道士。近年来，她被自由知识分子们誉为中国的圣女贞德。

基督徒右派郑惠端，晚年著有自传《奇异恩典》。1958年后，她在上海被打成右派，一度也被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与林昭擦身而过。

基督徒右派杨毓东，1957年12月26日，在“北京市基督教 界社会主义学习会”上被打成的45名基督徒右派之一。第二年被劳动教养。1986年，杨毓东在政府答应三个条件的前提下，任“ 三自爱国会”北京缸瓦市教堂牧师。这三个条件是，第一，教会不学习政治；第二，讲道唯独根据《圣经》；第三，宗教局当众承认当初对其右派定性是错误的。“六四”期间，杨牧师带领 的青年团契，组成了天安门广场上惟一一支举着十字架的救助 队。1994年，杨牧师与三自会决裂，从此服事于家庭教会。

基督徒右派吴维尊，在个人思想改造报告中这样写道，“ 通过这次‘社会发展史’的学习，我认识到，这个‘从猿到人’，一直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史，是一篇大谎话”。他 在1957年被下放改造，一直到文革前夕被捕，被判无期徒刑。入 狱前他为自己定下一个原则，“不回答，不交代，不认罪，不悔改”。从此直到2002年12月离世，他用自己的大半生践履了这几个原则。

尽管吴维尊在狱中经受了一切肉体折磨，但他却是当时中国人中极少数“公开拒绝诵读毛主席语录的人”。直到70年代初， 筋疲力尽的狱方给他提出两个简单要求，停止饭前祷告，诵读毛泽东语录，便可视为服从改造，予以释放。但吴维尊一如既往地以死相抗。在他瘦弱的身体内，蕴含着中国知识分子难以想象的惊人力量。

1957年8月7日，正式成立三年的基督教（新教）“三自爱 国会”，决议号召全国基督徒，积极参加“反右派斗争”。但在 唯物论的政权下，宗教不过是愚昧和迷信的遗留，即使牧师和其他教职人员，也很难被当局和一般公众视为“知识分子”。更何 况那些普通信徒。因此教会内的反右斗争，比主流社会和主流知识界更加惨烈。只有极少数知识分子的基督徒，或因他们的双重身份而能被主流社会了解。但大批被迫害的基督徒，却难以被计入“右派知识分子”群体。甚至迄今为止，基督徒右派分子们的 遭遇，也难以得到主流知识界的关注。

1972年6月1日，因反革命罪在1952年入狱的教会领袖倪柝声，在狱中离世。他离世后两周，《香港时报》发表文章，根据大陆156种报纸、57种杂志作出了一个确切的、但不完全的统计：

1950年—1953年的“三自更新运动”期间，被监禁的新教徒 约6万人。其中被处决的共10，690人。在1957年—1958年“三自 爱国会”领导的反右斗争期间，被划为右派的新教徒不计其数， 其中被处决的有2，230余人。

（未完待续）

【国度代祷信息更新·甘肃张掖孙承浩牧师】金花师母的代祷信息 20251120

弟兄姊妹平安：

我是甘肃省张掖市孙承浩牧师的妻子金花。我丈夫于2023年12月15日以涉嫌“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被羁押，今天甘州区人民法院发出判决，孙承浩牧师被判刑4年6 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刑期至2028年6月15日。

谢谢大家一直以来为孙承浩牧师及我们母女的代祷，求主赐下够用恩典给我们。

主啊，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诗篇 39:7，9）

孙承浩牧师妻子：金花
2025年1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