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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度历史】1957年的基督徒右派分子们（连载之六，完）

文/王怡

拆毁有时，建造有时

1957年的基督徒右派分子们，无论是三自的头面人物，还是 独立教派的殉道士，他们都处在一个比他们个人遭遇更重要的悲剧当中。那就是基督教会在中国的荒凉。尽管基要派信徒们以他们的血，为信仰作了美好的见证，也将上帝对这个族群的诅咒， 最终转为了祝福。但另一方面，基督教会在共产党手下的真正悲剧，是在一个把人举得比巴别塔更高的时代，民族、国家的概 念，其实是以不同的方式同时辖制了现代派和基要派。对现代派来说，就是彻底转向对国家和民族的膜拜。吴耀宗的接班人丁光训在1984年有一段著名的话，解释三自的信仰。他说，“我的信仰不是一个圆，只有一个圆点。我的信仰是一个椭圆，有两个圆点，就是基督和国家”。这段话也足以代表吴耀宗及至今为止多数三自领袖的“信仰告白”。

王明道称其为“不信派”，确实没有冤枉他们。真正的基 督徒必定反对这种心怀二意，将福音与世界折衷妥协的“一个椭圆”。但对吴耀宗来说，王明道的敬虔主义和倪柝声的属灵主义的信仰也无法说服他。国家、时代和民族的诉求，对基要派有一种反面的辖制，就是迫使他们成为“分离主义者”，从这个撒旦的世界离开，把信仰与世界的界限划得干干净净，一心传福音， 等候基督再来。所以在1950年，王明道的教会反而是最“三自”、最本色化的教会，不管西方教会是不是帝国主义，都早已把界限划得干干净净的。在民族主义的压力下，早在1949年前，中国 教会就开始了一个与两千年普世教会的传承相割裂的倾向。几乎所有宗派都不同程度地陷在这种倾向当中。基要派信仰最伟大的地方，就是时代越黑暗的时候，信仰越是站立得稳。但缺陷是时代越不黑暗的时候，就越无法完整地去回应一个时代，不能根据圣经整全性地处理福音与社会、福音与文化、以及福音与政治的关系。当共产党进了村，一个基督徒要怎么去理解他眼前的这个世界？不信派的回答固然是背弃信仰，但基要派也无力回答这个问题。正是这一缺陷，使大多数基督徒在“三自运动”中，面对 革命的金光大道和新思潮的诱惑，难免陷入普遍的信仰困惑之 中。甚至连王明道的儿子，也最终对信仰产生怀疑，成为王先生晚年最心痛的一根刺。

“三自”的实质就是投靠凯撒，不惜自闭于大公教会，自绝 于基督的身体。然而，从二十世纪的现代派到基要派，其实都不同程度的以民族性割裂了大公性，自闭在普世教会和教会历史的传承之外。可见在文化上，“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确构 成了那个时代最显赫的世界观。面对这个世界观，无论是抗拒还是妥协，教会的信仰都几乎无法提供一个完整的回应。

而1950年代的北美，正是“福音派”从传统的基要派中脱离 出来的年代。福音派同样坚守基要信仰，反对现代派。但他们也不满于基要派将这个世界拱手相让的分离主义立场。尤其是保守的福音派，持守新教的归正传统，强调基督徒“在世而不属世” 的社会参与，在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的关系中，看见一个完整的信仰。福音派的信仰既不是一个心持二意的椭圆，也不是一个单一的圆，而是一系列围绕着同一圆点的同心圆。福音派基督徒以一种完整的世界观去回应时代，促使教会发挥出整体性的见证， 成为社会在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文化与政治模式各方面重要的保守主义力量。

但在1950年代的中国基督教中，还完全看不见这样的信仰传承。现代派和基要派同受时代的影响，都将基督信仰理解为一种个人主义的，与文化无关的、甚至是一种“私有化”的信仰。 不过面对共产主义的凶恶时，基要派信仰仍旧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基督信仰。现代派主动卖主，基要派退而防守，转入地下。苦难，使中国成为一座巨大的修道院；殉道者的血，亦成为家庭教会复兴的种子。

到了1958年底，中国基督徒的总量已迅速流失，大部分基督徒都不再去教堂，参加聚会的多为年老信徒。“三自会”在文 革之前的政治使命也已接近可悲的尾声。中国教会史专家赵天恩博士评论说，到1954，“中共透过三自会控制了全国绝大多数教会”。再到1958年，“中共透过三自会彻底摧毁了有组织的中国 教会”。许多西方的教会史学者都在这里停下，写出相似的句 子，“从此，全世界失去了中国基督徒的消息，基督的门徒们在那里苦苦等候教会复兴的一天”。

在基督徒看来，极权主义的实质是对国家的偶像崇拜。从1950年到1958年，中国基督徒在共产党的独裁之下，曾以和平的 信仰抗拒国家的暴力。在他们中间既有可耻的失败，也有灵魂的得胜。他们中间无数的圣徒和殉道士，和其他社会阶层的精英一样，曾以“反革命”或“右派”的名义，构成了中国当代自由史 的一部分。他们的苦难，也成为中国的苦难的一部分。乃至他们的信仰，也因此成为中国本土精神记忆的一部分。

中国基督教在极权主义下的这段历史，使我作为一个基督徒，也从中看见两件事。第一件，是人的全然败坏。“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第二件，是真信徒的坚忍。从坚忍中看见上帝浩大的恩典。无论有多少人跌倒，总有人信靠这恩典，胜过了这个世界。或者说，我在1957年的片断中，看见 了人的两种无限性。一是人的堕落的无限性，一只狗不会堕落得比猪还不如，但人堕落到比狗还不如的地步，却仍有堕落的余 地。二是人被拯救的无限性。就算人堕落到比狗还不如的地步， 但仍如保罗说，“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在那里显多”。

谨以此文，献给反右运动50周年和马礼逊来华200周年。

2007年5朋8日写于成都，为殉难的信徒感谢神， 为教会的罪哀哭，为神的拆毁与建造献上赞美。 2017年9月12日修订，献给宗教改革500周年。

主要参考书籍：

赵天恩，庄婉芳，《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1949—1997）》，台湾中福出版公司。

梁家麟，《福临中华：中国近代教会史十讲》，香港天道公司1999年。

沙百里，《中国基督徒史》（全译本），台湾光启文化2005年。

苏文峰，《中国教会史》。

王明道，《又四十年》。

李迪亚，《活祭——袁相忱传》

【国度历史】1957年的基督徒右派分子们（连载之四）

文/王怡

控诉运动：反右和文革的操练

50年代初期，“三自运动”将镇反中的控诉会、批斗会引入 教会，成为以后在反右、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中，中共对付知识分子的一次思想改造的操练。

尽管周恩来的三次胁迫，要求基督教展开自我批评，清除教会中的“帝国主义走狗”。但吴耀宗等现代派领袖，在教会中 的影响力还不够掀起一场大批判运动。“三自革新运动”亟需 政府的直接推动。于是周恩来授意由郭沫若（时任副总理）出 场，1950年12月29日在政务院作《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 教育救济机构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报告》，政务院随即制定了相关条例。郭沫若在报告中称，“接受美国津贴之宗教团体，应使之改变为中国教徒完全自办的团体”，并对周恩来一手策划和授意的三自运动，欲盖弥彰地声称，“政府对于他们的自立自养自传运动应予以鼓励”。十几天后，吴耀宗率26位基督教领袖发表宣言，表示拥护政务院的方针，欢迎政府进驻教会。当局开始直接插手教会，短短两个月内，全国19所基督教大专院校、200多所教会中学、1700多所教会小学及基督教的医院、孤儿院等机构， 全部被政府接收。150年的基督教会，从此被赶出了主流社会。《 解放日报》发表评论，宣布“教会学校”这个名词被送进了历史 博物馆。

1951年4月16日，由政务院宗教事务处（宗教事务局前身）在 北京召集“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基督教各宗 派、团体代表，包括与美国差会并无任何关系的独立教派领袖， 如聚会处的倪柝声，山东“耶稣家庭”的敬奠瀛等，共154人，均 在政治压力下出席政务院的会议。受邀请的中国教会领袖中，唯独王明道一人，给政务院回信，声称“敝会堂从创立迄今, 向未接受外国津贴”，因此恕不参加。

在这次会上，吴耀宗就8个月以来的三自革新运动向政务院作了汇报，表示三自宣言的签名者已达全国基督徒的百分之十八。教会的讲台已开始宣讲爱国爱教的道理，在上海、南京、天津等各大城市，教会已悬挂了国旗和领袖画像，并组织信徒上街，参加反帝爱国的游行。然后他说，当然运动开展得还不够深入，很多人的签名“仅是为了敷衍”。

随后陆定一代表政务院作主要讲话，传达了中共更为严厉的宗教政策，他宣布，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要彻底肃清一百多年来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的影响。他提出三个强硬的要求，第一， 基督徒必须向他们中间的“披着宗教外衣的美帝分子”展开一场 斗争，第二，基督徒必须积极参加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第三，三自宣言的签名还要继续扩大。

在当局胁迫和“不信派”领袖的组织下，这154人在会上通过了《中国基督教各教会各团体代表联合宣言》。表示要“最后的、彻底的、永远地、全部地切断与美国差会及其他差会的一切关系，实现中国基督教的三自”。沙百里神父评论说，这意味着对基督信仰的普世性和超越性的彻底否认，从此教会的信仰“在民族主义理想的周围汇集起来”，而不再与“足够的基督教的基本要义”相关。《宣言》进一步提出，教会要“协助政府检举潜伏在基督教中的反革命分子和败类”，并在各地基督教教会及团体中“积极展开对帝国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控诉运动”。

从此，一场二千年基督教会史上罕见的、卖主卖友的检举和控诉运动，在中国基督教内轰轰烈烈的展开。

为了让基督徒学习如何控诉自己的弟兄，会议特别举行了两天“控诉大会”。18位与会代表粉墨登场，控诉第一位来华的传 教士马礼逊，然后从西方传教士一直控诉到自己本土的弟兄。

在此，将那些在撒旦面前控诉自己弟兄的部分教会领袖列举如下：

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干事崔宪详，中华基督教会总干事邵镜三，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学生部主任施如璋（以上三人控诉美南长老会宣教士毕范宇）
广东基督教协进会总干事胡翼云（控诉前任总干事骆爱华）
中华卫理公会的江长川（控诉其同工陈文渊）
青年会全国协进会副总干事江文汉（控诉前任总干事梁小切）
中华圣公会主教团主席陈见真（控诉该会云南主教朱友渔）

此外，陈崇桂带头作了《我控诉美帝利用宗教侵略中国》的发言，从英国传教士马礼逊骂起。身为神学院院长，他的发言竟漏洞百出，胡编乱造。譬如说马礼逊起草了南京条约，但马礼逊在此之前8年就已去世，事实是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在中英谈判中担任过翻译。最触目惊心的控诉者，则是青岛基督教联合会的书记，只知他姓王，未查到全名。他起来控诉当时已作为反革命分子被捕的青岛传道人顾仁恩，并声嘶力竭地问下面154位基督教领 袖：“这样的人, 该杀不该杀？”台下立刻便有人喊:“该杀”。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消息，说“台下响起一片‘该杀、该杀’的怒吼”。

一个全国控诉运动的样板就这样诞生了。在大汗淋漓的控诉大会后，产生了一个假基督教会的领导机构，“三自革新运动筹备委员会”。吴耀宗当选为主席。他在后来成为三自机关刊物的《天风》上发表感想，说“基督教的团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现在,在政府领导之下,基督教的各个宗派、各个团体却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之下团结起来了”。代表们回去各地，传达大会精神。三自筹备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通过了“普遍展开对潜伏在教会内部之帝国主义分子及败类之控诉运动”的决议。其中号召基督徒们“可以先在每个教堂内举行控诉会，然后举行全城教会的控诉大会”。并告诫各地教会要开会控诉会，就要“得到当地人民政府的指导与协助”。筹委会说，要“注意按照先紧张、后缓和、再紧张的程序”，才能开好控诉会，并要把控诉词记录下来，“ 交给当地报纸发表”。

王明道逆流而上，发表文章，坚决反对控诉会，认为这与圣经“不可论断人”的教训有违。他说，对有罪的弟兄，只能按着《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的原则进行，而不是通过控诉达到某种政治目的。但吴耀宗反驳说，“控诉完全符合耶稣的教训”。他解 释《马太福音》第廿三章，说“这就是耶稣对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一篇最有力、最深刻的控诉”。筹备会成立短短两个月，全国已有63处举行了控诉大会，到了年底，123个城市的教会举行规模较大的控诉会228次。因为王明道的影响力，北京的控诉大会效果不好。于是“三自”在它的发源地上海举行了一次空前的控诉大 会，竟有基督徒一万余人参加。吴耀宗在会上带头控诉，说，“美帝国主义派传教士到中国来传教,其目的就是把基督教当 作它侵略中国的政治工具,使中国变成美国的殖民地。他们派遣传教士到中国来,走遍全中国,伪装传扬福音,实际上他们是在进行情报间谍活动”。

吴耀宗接着控诉“美帝国主义在基督教教会与团体中豢养的一批所谓教会领袖”。点了十余名本土传道人的名字。控诉大会结束前，全场欢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为了消除部分信徒的心理障碍，一些牧师甚至站出来分享控诉中的“属灵快乐”，如崔宪详在大会上详细描述自己在控诉的前一夜如何因内心挣扎不能入睡，但经过“思想斗争的痛苦”，他终于得到了“事后的快乐”。崔宪详表示，他下了最大的决 心，要号召他领导的中华基督教会2，000余所教堂的负责人，推 行这样的爱国控诉大会。当选为三自筹委会秘书长的刘良模，甚至极其无耻地宣称，控诉之后“心里面的愉快是说不出来的。这就是我们基督教里面所说的‘重生’的经验”。

筹委会还将控诉运动的成绩，列为一个教会或团体建立三自分会的条件。甚至一个教会必须控诉最少4名会友，才能向政府申请免征房地产税。然而，就和后来的历次运动一样，一旦人心中的撒旦被释放出来，就连三自筹委会这个魔鬼的代言人，也无法控制这一控诉的浪潮了。既连主都卖了，卖起弟兄来还有什么障碍？一些基督徒在绝望、恐惧和阴暗的复杂心理下，以撒旦的方式对付撒旦，开始把控诉的烈火转而烧向一部分支持三自的教会领袖。

1951年9月，信徒翟美德在《天风》上发表《我控诉帝国主义走狗杨绍唐》，杨绍唐当时是全国三自的副秘书长。同月南京聚会处举行控诉会，控诉领袖倪柝声的美帝阴谋活动。接着，神学家赵紫宸被控诉有亲美思想，被撤销了院长职务。如果说这些被动依附的三自运动的边缘人物被打倒，筹委会仍然乐见其成。但同年7月，全国三自的另一位副主席陈崇桂在重庆神学院的控诉大会上，意外地受到控诉，控诉者几乎全是他的学生。这一幕使三自教会领袖人人自危，于是一些人为避风险，被迫站出来自我检讨。如贾玉铭主动揭露自己无意中与美帝国主义的联系。就连真耶稣教会的领袖魏以撒，和美国差会没有任何关联，也在《天风》上发表了《我的检讨》一文，自污其面。

与此同时，“三自筹委会”也成为对文化界进行思想改造的 试验田。从1951年11月开始，他们在教会中推行思想改造的政治 学习，举行第一届基督教政治学习班。他们的经验被全国政协采纳，后者在第二年初通过了《关于展开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但教会的思想改造运动在早期推广不力，特别是在北京，有11个独立教派的代表公开拒绝参加学习班，我怀着极大的敬意，在此写下他们的名字：

王明道、袁相忱、毕永琴、王镇、彭宏亮、吴慕迦、王伟明、张周新、陈善理、吴文静、刘秀颖。

一年后，华东局宗教事务处处长在一次全国性基督教会议上批评“很多人学习不认真，参加秘密聚会的人越来越多”。1953 年5月，筹委会要求任何教会都不得请王明道、王镇、袁相忱等人去讲道，意图迫使这11位教会领袖就范。从1953年8月起，除这11 个基要派团体外，北京其他教会的牧师、传道人都必须参加教牧人员学习班。

到1952年底，控诉运动进入尾声。至此中国基督教几乎尽数 投入三自的势力范围，剩下一小批持守真道的门徒，转入地下的秘密聚会。这一场三自运动，偏偏从现代派的新教徒开始，随后推行到中国的天主教和伊斯兰教中，甚至最后连佛教和道教也受到牵连。共产党以基督新教为突破口，在短短三五年间，便成功地在所谓的五大宗教中都建立起了大一统的傀儡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