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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雨圣约教会·主日证道（录像）

经文：路加福音11:1-13
题目：看见祷告的奥秘
证道：李英强长老
时间：2025.11.23

秋雨圣约教会·主日证道（录音）

经文：路加福音11:1-13
题目：看见祷告的奥秘
证道：李英强长老
时间：2025.11.23

作为基督徒，我不能不承认，1949年后的中国新教徒群体是 罪孽深重的。中国基督徒所信仰的那一位上帝，从此将他的咒诅临到了这个黄皮肤的族群。使大厦倾覆，天地为之昏暗。中国这50年来的政治灾难，不但因为掌权者史无前例的倒行逆施，也同样因为中国基督徒大规模的背主，从而使他们的同胞受到了上帝公义的诅咒。一方面，一部分持守真道的基要派基督徒，选择了与这个国家同受苦难，并以自己在一个残忍时代的信仰与良心自由，为今天的中国带来了祝福和扭转。但另一方面，广大的基督徒或受新思潮的冲击，或为逃避苦难而选择了背弃信仰，这一选择使整个中国从此陷入了更大的苦难。他们不但将耶稣基督明明地重钉十字架，而且将他们的基督徒弟兄、他们的天主教弟兄， 甚至也将他们的全体同胞一起卖给了撒旦。

回头再看，像王明道、吴维尊这样唯独信靠上帝的基督徒， 才是那个时代的真正的爱国者。他们以个人的良心委身于自己的族群，委身于上帝让他们活在其间的时代。他们知道，要在黑暗的世代里“爱自己的邻人”，为福音作美好的见证，只有一条 路——那就是在苦难来临时并不躲避，效法十字架上的基督，存心顺服，默然不语。今天，中国的基督教会若要争取信仰自由， 并希望得到主流社会的理解和支持，那么我们第一要做的便是公开的悔改，为着教会在1950年后整体性地背道并依附于唯物主义 政权，而在上帝和国人面前承认教会的罪大恶极。

但今天许多家庭教会的基督徒，仍有一种狭隘的眼光，仅在基督教内部强调其与“三自”的对立。这是不错的，但如果基 督徒相信这是“天父的世界”，相信历史的超越性，那么教会就 不只是一个受害者。基督徒就必须把眼光放在教会的背主与国家命运之危难的关系上，把自己在1950年后所受到的逼迫，与整个 民族这50年来在镇反、反右、文革、民主墙时代和89所受的所有 苦难连在一起看。在1950年，共产党选择了首先拿基督教开刀， 这使教会幸运地站在了一个为我们的同胞受苦挡灾的位置上，但教会却从这个位分上跌倒了，在中共党对文化群体的第一波迫害来临之前，教会就首先丧失了“光与盐”的管家职分。接着，一 场又一场更大规模的灾难就不可避免地临到了这个国家。今天， 倘若一个基督徒看见这一点，就应为此而忏悔，替自己的父兄认罪。凡事皆在上帝的主权之下，但人却要为自己所亏缺的本分受到审判。

如果没有“三自运动”中数十万基督徒的集体卖主，如果在1950年，中国教会中出现了一万个王明道，和一万个吴维尊，后 来的反右运动和文革是否还会那么轻易的发生呢？

尽管，家庭教会活出了一个殉道和护教的伟大传统，但“三自爱国运动”及控诉运动始终是从新教而起的，教会的这一普遍性背主，依然是每一个基督徒在国人面前的耻辱和罪愆。同样也是曾为这个民族带来上帝公义的诅咒的一部分。以这一眼光来看家庭教会与“三自”的关系，家庭教会的基督徒第一要做的，并 不是自以为义，而是来到上帝和国人面前，为中国教会的软弱、惧怕和小信认罪，并为那些至今被“三自会”所辖制的弟兄姊妹 们祷告。恳求上帝按祂的意思，叫祂的儿女们尽快脱离被掳巴比伦的世代，成为未来时代的祝福。

（未完待续）

在1979年，知识分子们巴不得平反，补发工资。一些老右派，甚至用了当初歌颂毛泽东的热情，转而歌颂胡耀邦和邓小平的拨乱反正。而王明道、吴维尊这样的传道人均出人意料地拒绝出狱。政府只好用各种欺骗手段，将他们连哄带骗，连拖到拉地扔出监狱，就像当初把他们扔进监狱一样。如1979年邓小平访美，美国总统卡特点名要求中共释放王明道。邓小平答应年底之前解决此事。狱方告诉王明道，只要作一个服从改造的表态，就放他出去。但王明道说，我是无期徒刑，除非政府认错，不然我只有死了，才能出这个监狱。后来邓小平指示，不管他认不认 罪，都要在年底放出去。直到1980年春节前夕，狱方百般无奈， 只好将王明道强行架出监狱，在他身后关上大门。

从60年代开始，吴维尊写出一封封“狱中书信”，在家庭教 会内流传。1987年5月28日，他也被监狱哄骗出狱，当日写下一篇 致法院的《出监日呈文》，声称1981年的减刑裁定是谎言，将他的“毫不悔改”说成“确已悔改”。这篇文字，堪称1949年后中国自由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文本，超过那个时代数百万知识分子所写文字的总和：

在此，不得不冒着向政府和无产阶级专政示威的嫌疑，（ 我想，法院或许能谅解），对我自从1964年7月入监以来这二十几年中，的确始终毫不悔改的行动表现，具体地、简要地述说如下：1964年7月30日，我被天津市公安局传讯。在第一次预审开 始起，除了姓名等以外，停止了一切甚至离题尚远的对预审员所询问的回答，实际上始终拒绝交代任何一点点罪行。……在服刑的二十多年至今期间，凡是与“认罪”或“犯罪本质改造”有关 的，或有牵连可能性的事，我一概拒绝发言、拒绝书写、拒绝参与有份。服刑二十多年中，无数次的大会、小会、学习、讨论、座谈等，只要与改造有关的，没有发一次言、表一次态、谈一次认识、回答一次干部或其它犯人的有关询问；甚至谨慎小心到没有朗读一次文件、报纸、或语录，没有唱一次革命歌曲，等等； 免得与“犯罪本质改造”相牵连。多少回每个犯人都必须写的保 证书、改造规划、思想汇报、改造总结或小结，甚至是必须记 的“改造日记”，都没有写过一次、一字；历次政治、时事、道 德、法律等等学习的考试，我除写姓名外，总是白卷加零分。以上数不清的事实和行动表现（若法院作一点调查了解的话，就不难知道这些都是一贯的，无法否定的事实），都说明我丝毫也没有接受在服刑长期间所对我强迫进行的“犯罪思想和犯罪本质改造”。全部都拒绝净尽了。

从今天出到监狱墙外之日起，进一步采取下列两个方面的行动：一个方面，不使用释放证去办理释放后的任何手续，不回天津或进而回南方与亲友团聚，不享受从这张错误裁定书得来的自由和权利，不离开监狱而上任何地方、任何单位、去接受任何工作（包括作为一个留厂职工的工作）；因为我虽然无奈地（为了不抗拒监狱的执法职能）已经出到了监狱大墙外边，但认定我仍然是一个被判无期徒刑的犯人。（对这个被判无期徒刑，我即使在毫不认罪，绝不悔改的情况下，也一贯是以“心悦诚服”的态 度对待的，今后仍将以此态度对待，甘心情愿）。另一个方面， 从今日出监起，进行有限量的禁食。（只要不受到任何外来的干扰强迫，则将维持在这个限量以内，即维持生命的继续；若受干扰强迫，则另当别论）。我用这个禁食行动，专门表示着下列两个意义：（一）对于我的一切“罪行”，我没有丝毫悔改过。（ 二）因此，81年给我的那个裁定是错误的，名不符实。我拒绝这个错误裁定。……

从此吴维尊自己在监狱外面租房，禁足禁食，自愿做一个监狱外的服刑人员。他将一种绝对的信仰与良心自由，及一种绝对的对掌权者的顺服，以一种极其尖锐、决绝但却和平、非暴力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直到他死。至少在他面前，没有一个右派知识分子可以说，你之所以没有屈服，大概因为你受的苦还不够。我想也没有一个民主斗士或自由主义者可以说，基督徒右派吴维尊为中国人留下的这份独特遗产，不足以构成中国人的灵魂自由的一部分。

（未完待续）

【国度历史】1957年的基督徒右派分子们（连载之三）

文/王怡

殉道与护教：中国自由史的篇章

最讽刺的，是一个号称独立自主，“自治、自养、自传” 的三自运动，却建立了一个二千年教会史上罕见的彻底依附于政府、放弃圣经真理而接受现实政治目标控制的宗教组织。用吴维尊的话说，“这个‘自’，实质上是中国党和政府对神在中国教 会的绝对领导权，或绝对主权”。对基督徒来说，这已不是基督的教会，也不再是基督教信仰。一些公开反对三自、捍卫基督信仰和良心自由的，恰恰是当时中国的一部分独立教会和本色化教会。而三自运动的主要目的，反而是要替当局消灭他们。

在极权主义的洪水猛兽前，人的尊严和良心的自由，如何可能站立得住。以此观察1949年后的中国，41万基督徒集体签名 加入“三自爱国运动”，是一一件令人震惊的，大规模的卖主 事件。基督教会在中国150年的宣教和扎根，当极权者到来时， 却大都如草木禾秸的工程，一瞬间就软弱跌倒了。但在另一方 面，1957年以后，在中国扎根了2000余年的儒家传统和士大夫精 神又如何呢？人们难得发现一个顾准，又发现了一个遇罗克，王元化先生说，“我们知识分子终于没有全军覆没”。一位朋友却 当面毫不留情地回应他，说就算顾准一个人没有沦陷，和你老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话显得太尖锐，也过于刻薄。但共产党的确让所有的知识分子知道了一件事，就是他们的知识和信念，并不足以支撑他们在独裁者面前的人格。他们的脊梁轻易就断了。当时全国大约一百万基督徒中，也有高达三分之二的人，他们所信靠的上帝也任凭了他们的软弱，他们的信仰也轻易折断了。就像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无数次的全国性背道，无数次的偏离拯救他们的神。但不同的是，亦如圣经所言，即便在这样的全国性背道中，上帝也必定会“为自己留下七千人”。在任何一个时代，圣灵都预备了 祂的见证人。好使耶和华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不会落空。总有“ 七千人”不会向着偶像屈服，不管这偶像是木头泥巴，还是政治国家。

中国的心灵自由史上一段最令人震惊的篇章，就是在“三自运动”中，上帝也在黄皮肤的子民中为他“留下了七千人”。大约还有10万左右独立教派的基督徒，从“三自运动”一开始， 就以鲜明的不合作、不服从的态度，走向家庭聚会，拒绝政府的思想改造。从而开创了中国家庭教会筚路蓝缕的传统。也在中国史上第一次拓展出一种非暴力方式的、为着良心自由而抵抗专制的、一个活着的传统。他们中的多数人，不过是极其普通的国 民，他们也只是消极的不服从，在地下坚持独立的秘密聚会。但也有个别的教会领袖，在政治高压下公开表态，公开聚会，公开为信仰辩护。这种在宗教迫害中公开为福音辩护的人，在头两个世纪的教会史上被称为“护教士”。在1957年，1966年，和1989 年，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在历次政治逼迫中，几乎从未没有诞生过他们中间的“护教士”。但在50年代，中国基督教中出现了一批 这样的护教士。

堪称中国基督教“护教士”的代表人物，是北京独立教会 的领袖王明道。他从一开始就公开反对三自，成为三自会的眼中钉。1954年北京教会召开对王明道的批判会。他在这一年底发表《真理呢，毒素呢》一文，针对吴耀宗的立场，宣称“在圣经中，没有‘帝国主义的毒素’，只有上帝纯全的真理”。他告诫 吴耀宗们说，“你们不如爽爽快快说这种教训是‘耶稣和使徒播散的毒 素’，还比较诚实一些。我只问你们，我上面所引的这些经文是不是‘帝国主义思想的毒素？’如果你们不敢说‘是’，就请你 们快些收起这一套恐吓人的面具来。如果你们说‘是’，就请你们赶快脱去你们所披的羊皮，宣布与教会脱离关系，宣布你们不是基督徒，更不是教会的领袖。你们就爽快再组织一个‘反基督教大同盟’，再来一次‘反基督教运动’，至少你们所作的还比 现在诚实一些。”

1955年，王明道再次发表长文《我们是为了信仰》，公开批评吴耀宗等三自领袖是“不信派”。反对与“不信派”结盟， 反对与他们同工。宣称道不同不相为谋，“信与不信不能共负一轭”。王明道的立场有两个方面，一是政教关系上反对教会依附于政府，反对政府对教会的政治控制。二是反对三自领袖们的自由派神学，坚持圣经权威性和基督信仰的基本要义。而他的后一个立场，正是前者的根基。

这两篇文章，不但是中国基督徒在20世纪持守信仰自由的经 典文本，同样也应被视为中国人在20世纪持守良心自由的经典文本。尤其是《我们是为了信仰》一文，在教会内产生极大冲击，一些加入三自的基督徒，也深受这篇文章所感，退了出来。事实上，在1949年后的政治迫害中，那些坚持信仰自由、走向家庭聚 会的基督徒，大多是被称为“基要派”的基督徒。不持守圣经权 威性的基督徒，在平日也可以做基督徒，但当国家的权威忽然变得严厉和残暴时，他们心中就再也没有比国家更高的权威和信 念。本着圣经相信基督的人，遇上谁，他相信的都是基督。相信自己的人，一遇上共产党，就连自己也不信了。

对上帝的信仰，成为这一批基督徒在极权主义面前的勇气的源头。也在他们软弱跌倒之后，成为他们悔改归正和重新站立的依靠。王明道发表《我们》一文后，当局决定逮捕他。1955年8 月7日，他作了最后一次讲道，题为《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当晚王明道夫妇二人及18名信徒一起被捕。10月29日，当局宣称一切“三自”以外的基督教活动，均属非法。从此，不加入三 自，即已构成被捕的理由。随后三自会在各地发动大会声讨王明道，支持和同情他的信徒，在各地纷纷以“王明道分子”的罪名 被捕，其中包括广州大马店教会的著名传道人林献羔。甚至一位上海的女信徒，因“为王明道祷告”，以反革命罪被处管制20余 年。另一位信徒替厦门的信徒买王明道的书，也被归入“王明道 反革命集团”，被判18年劳改。而王明道自己，在狱中经受14个 月的折磨之后，最终支撑不住，于1956年9月签署了警方拟定的一 份悔改书，获得释放。

只要写个检讨，承认错误，就可以洗澡过关。在反右、文革及历次运动中，中国的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一人没有这么做过。人们也体谅他们的软弱，因为我们也一样软弱。直到今天，也很少有人为此忏悔，甚至不认为这是一种万劫不复的罪孽。犹如巴金一生，从未真正悔恨过自己的谎言和罪过，未曾说过一句关于文革悲剧之实质的真话。却仍然以倡导说真话之名，赢得全社会的尊敬。至于朱学勤先生忍不住说，巴老，你讲了那么久“说真话”，你就好歹说一两句真话吧。老作家邵燕祥先生的《找灵 魂》一书，将他历次运动的检讨书一一公开，表示悔意。这是一种值得尊敬的对于失丧灵魂的寻找。而当年王明道出狱后，自觉已如彼得一样背主，并在人前否认基督。经过一年多的休息和身体恢复，他在一个早晨，和老伴手牵着手，走进北京市公安局。对着每一个睁大眼睛的警察说，那份悔改书不代表我的信仰立 场，我来这里，是来否认我的签名。后来，王明道再次入狱，被判无期徒刑，他的妻子被判18年。

那个清晨，一对牵着手回到公安局的老夫妻，是信靠上帝的基督徒对苦难和罪性的回应。也是当我想起1949年后这个国家 的一切苦难时，心中微小但却坚定的温暖。这样的人物，从1950 年到1958年，直到1979年，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从传道人到平信 徒，从城市到乡村，犹如群星一样闪耀，于数十年政治逼迫中开创出了中国家庭教会的属灵传统。护教士的声音，和殉道者的 血，从十字架上，一直流到中国家庭教会数千万信徒的身上。

与此同时，“三自运动”的政治狂飙也刮到了天主教会。天 主教神父们受到新派神学的影响很小，他们的护教和殉道甚至比大部分新教徒来得更加决绝，毫不动摇，并得到罗马教庭的大力支持。教廷公使黎培理在致中国各主教的信中，公开反对三自运动。1951年9月5日，他被中共驱逐出境。1952年和1954年，教宗发出两份通谕，《劝勉中国被难教胞》和《致中国人民书》，批评三自运动是要“建立一个不再是天主教的民族主义教会，它否认了基督信仰的普世性”。教宗激励中国天主教徒保持信仰的坚忍和忠诚。无数与王明道类似的中国神父，如张伯达、周济世、龚品梅、邓以明等，成为可称颂的真理的仆人和信仰的捍卫者。张伯达神父在高压下发表公开讲话，声称“天主教会在中国所作的一切，没有一件不是为了中国人民的益处，因此我绝不能在这个宣言上签字”。他随后被捕，三个月后在看守所被折磨致死。在重庆，一位年轻的神父董世祉，在一群高呼爱国口号的天主教徒面前，发表了一段尽管流传不广，但却堪与尼莫拉牧师前后辉映的动人演讲，“今天，他们要我们攻击教宗在中国的代表——黎培理公 使。明天，他们就会要我们攻击教宗——基督在世上的代表。后天，他们难道就不会要我们攻击我们的上主，至高的神——耶稣基督本身吗？”

许多国人，包括一些知识分子，都对基督教今天在中国的广传难以理解，或心存怀疑，担心基督信仰与共产主义有某种相似的排他性。但人们忽略了一点，就是在1949年以后，中国的基督 徒和其他人群一样，都活在专制主义的苦难中。但基督的教会在同样的苦难和同样普遍的跌倒中，却活出了一个不一样的殉道与护教的传统，活出了一个尽管微弱但却坚决的良心自由的传统。

到了1979年，知识分子们纷纷平反，才发现这个以社会精英自居 的群体，在他们中间竟然找不到一个干净的人。找不到一个活着或死去的楷模，找不到一个可称颂的士大夫的高贵脊梁，遑论保守一个自由的传统？而中国的基督徒们却在此时收获了他们的盼望。在此时看见了他们中间如云的圣徒。王明道、袁相忱、林献羔、谢模善，被称为“中国的以巴弗”的吴维尊，以及李天恩、 杨心斐一大批为义受苦的本土传道人，成为中国基督教持守信仰和良心自由的见证人，也成为中国基督徒在五星旗下与中国人民同受苦难的见证人。基督教在今天中国社会的复兴，是建立在长期默然受苦和甘心被政府剥夺的代价之上，而不是建立任何为自己争取利益和权利的运动之上。

美国国会议员与宗教自由倡导人士星期四(11月20日)在美国国会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表示，中国政府正在对境内各宗教团体发动一场“系统性的信仰战争”。在听证会上，有宗教专家指出，这不仅是人权问题，也是国家安全问题。“中国在与信仰开战，也在与我们开战。”
https://www.voachinese.com/a/us-lawmakers-say-china-wages-a-systemic-war-on-faith-at-home-20251121/8084168.html

【国度历史】1957年的基督徒右派分子们（连载之二）

文/王怡

三自运动：信仰的沦陷

早在反右运动之前，中共借助“三自筹备会”及吴耀宗、丁 光训等人，在反帝、爱国、拥护共产党的政治立场下，一统分散的基督教会。1949年9月，中共高层钦点了当时在教会内并无重要 地位的吴耀宗、刘良模等5人，作为基督教界的代表，参加产生新政府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中共精心培育他们的地位，让吴耀宗在会后率宗教界代表团全国巡访，在各地均受到党政首脑迎接。

尝到甜果子后，周恩来在1950年5月短短一个月内，接连三次接见 以吴耀宗为首的19位基督教领袖，开始摊牌。

第一次接见，周恩来以一句话为中国的基督教定下调子，即传教是与帝国主义侵略相联系的。由此他提出三项建议，第一， 教会应发起一场反帝爱国的运动，彻底清算与帝国主义的关系， 清算教徒中的“帝国主义走狗”。第二，基督教在新中国要受约 束，不要到街上去传教。第三，教会应该独立自主，切断与帝国主义的联系，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这个讲话迄今 为止，仍然是基督教“三自爱国会”的基调，也是官方基督教史 界迄今为止理解近代教会史的一个基调。

第二次接见，周恩来开始语带威胁，说教会必须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就是拥护《共同纲领》，使宗教活动有益于新 民主主义社会。他再提出一个具体限制，教会不能再邀请外国传教士来华传教，也不能再向境外募捐。

第三次接见，谈话主要集中于政教关系。周恩来转而向教会示好，说政府的“统一战线”要扩大，能不能加入统一战线，关 键不看唯心论还是唯物论，而是看“是否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切断了联系”。他进一步提出两个更为凶狠的威胁，一是重申要把宗教界的害群之马、极少数的走狗清除出去， 这样广大的基督徒就不会因为少数坏人而受到歧视。二是要求教会内部开展自我批评，对自己进行“检讨和整理”。

周恩来这三次紧锣密鼓的讲话，仿佛魔鬼在旷野的三次试探，瞬间便把中国的教会领袖们逼上了绝路。紧接着，毛泽东又在6月6日的中共中央全体会议上发言，宣布“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的反动势力，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同这些敌人作斗争”。

一个号称新民主主义政权下的信仰自由，就这样被葬送了。中国的基督徒和教会领袖们随后作出了他们的选择。要么妥协， 走背主卖友的路。要么像旷野中的耶稣拒绝撒旦那样，拒绝共产党的权势，走一条殉道和护教的路。在这两个非此即彼的选择 中，就分别产生出今天的“三自会”和“家庭教会”。

当时，吴耀宗等人在信仰上受自由派（现代派）神学影响。连他在内，三自阵营中的几位主要角色，均曾在自由派的大本营——美国纽约协和神学院进修。不可否认，他们的确也有一种真诚的爱国和反帝心理，和当时几乎所有自由知识分子一样，也对新政权和社会主义革命充满盼望。如在1948年，深受“社会福音”影响的新派神学家赵紫宸，以一种不悲凉的语气写道，“ 大批不顾个人安危的年轻人站在了共产党人一边，他们根本不把拯救民族的希望寄托于教会。”
这些越来越倾向于左翼社会思想的基督教新派人物，开始围绕在青年会的干事吴耀宗周围。1948年，吴耀宗曾写下《基督教 的时代悲剧》一文，宣称基督教在华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他说，“如果我们的思想与西方基督教的思想一样，我们实际上就变成了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无意识的工具。在求解放的广大民众眼里，我们不过是鸦片”。

这些新派“基督徒”看到了社会参与的重要性，但因身受自 由派神学的捆绑，无法归正基督教正统信仰的救恩论，去恰当地认识个人救恩与社会变革的关系。于是对他们来说，“基督的救赎与社会变革是一回事”。他们所谓的基督信仰，已和世俗的社会主义相去不远。吴耀宗的儿子吴宗素，于2006年11月其父的遗 体迁徙仪式上，仍在宗教局官员面前为父亲辩护，仍然苦口婆心地提及吴耀宗坚持认为“基督教和共产主义并无矛盾”。中国教 会史专家、法国的沙百里神父在其著作中评论说，这正是“三自运动”从新教开端的原因。共产党显然注意到了吴耀宗等人的思想，“他们对此相当重视并充分加以利用”。

尤其在韩战爆发之后，西方传教士更迅速地被逐出中国，少数人被政府逮捕。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也高涨，对这些自由派的教会领袖触动更大。吴耀宗写下《共产党教育了我》，重庆神学院院长陈崇桂写出《我政治思想转变的过程》，在随后的三自革新运动中，成为对广大基督徒进行思想改造的两篇范文。他们最后的结论都是，原来共产党的理论是正确的，“唯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救全世界”。他们承认，自己已从一个改良主义者变成了革命者。

而另一些教会领袖，则在政府首脑的三次威胁后，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对自己所信的也丧失了盼望。转而认为若不妥协， 教会就会彻底被摧毁，于是怀着一种忍辱负重的想法接受对政治的依附。如上海灵修神学院院长、改革宗的神学家贾玉铭，曾公开宣称，“参加三自会是违背神旨意的”。但到了1954年春天， 几个宗教干部去他办公室密谈数小时之后，他参加了三自会，并当选为全国三自的副主席。另一位重要的教会领袖，被称为“中国教会三巨人”之一的杨绍唐，同样具有改革宗神学背景，毕业于著名的华北神学院。他和贾玉铭一样，似乎存着保护教会利益的苦心，而选择了委曲求全，最终成为中共清算教会的棋子，担任了全国三自的副主席。

而聚会处的领袖倪柝声，早期也公开反对三自，不久也改变态度，甚至主动为三自辩护，说“教会是一个杯子，政府是一个盘子”。杯子要放在盘子上，是理所应当的。但政府已决意拿他杀一儆百，1952年，他还是因反革命罪而在沈阳被捕。

其他人，有出于恐惧而随波逐流的，也有个别倡导者，是共产党很早之前就派遣渗透入教会的秘密党员。这和他们在二十年代“非基运动”中暗中策划和鼓动的手法一样。如在上海组建 三自会的主要人物、秘密党员李储文“牧师”，1961年后曾任全 国“三自爱国会”秘书长，后在文革中经受不住红卫兵殴打，亮 出藏于家中的党员证求饶。身份暴露后，离开基督教界，改任上海外事办主任，后调任新华社驻香港分社副社长。

随后吴耀宗“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很快拿出了一个表明 基督教政治立场的宣言，《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以团结全国基督徒爱国、爱党，反帝、反美为宗旨。并根据政府授意，邀请了40名教会领袖联名发起。这个宣言的最后定 稿经周恩来过目，政务院批准。连同第一批共1500余人的签名名 单，全文刊登于9月23日的《人民日报》。9月26日，中共中央作 出《关于在基督教、天主教中展开响应“基督教宣言”运动的指 示》。随后在当局扶持下，开展了一场持续数年的签名运动。

当时全国约10，000间教会，8千传道人，84万基督徒，人人 都必须过关，签名以自保。签，就是爱国，不签，就是反革命。到1951年4月，签名者达18万人，年底达到36万。到1954年“三自爱国会”正式成立时，亲笔签下姓名的基督徒达到41万6千余人。

至于中共在1949年后，为什么采用软硬兼施的办法控制教会，而没有直接以暴力消灭宗教。表面上冠冕堂皇的说法是毛泽东的“人民内部矛盾说”。不过亦可参考1956年11月，第一任宗教事务局局长何成湘接见澳洲圣公会代表团时的讲话。他说到三个原因，第一，基督徒们大多有一技之长，可以改造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第二，可以利用基督徒，和西方国家建立友好关系。第三，政府不想制造殉道者，引起反抗。另外，中共负责宗教工作的李维汉，也曾在1961年一次内部会议上，对党内左派做 过一次很直率的解释。为什么帝国主义、地主、资本家我们都消灭了，却要留下宗教呢？李维汉说，容许宗教的继续存在，“更有利于‘促退’宗教信仰，而不是更有利于‘促进’宗教信仰”。他反对一些激进做法，如在信徒中开展无神论的教育和辩论。他说，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出于国内外的统战考虑，请大家一定要理解。但这种温和的倾向仅一年后就消失了，李维汉遭到不点名批评，被视为修正主义和投降路线的典型。随后中共一度开始强制取消宗教。李维汉也开始搞“无宗教区”实验，他派工作组 到温州，彻底“砸烂”基督教会。但温州的地下教会反而越打越 多，文革后成为基督教最复兴的地区，甚至有“中国的耶路撒 冷”之称。李维汉在80年代的一次讲话中承认，直接消灭是一种彻底失败的政策。

可惜当时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们，尚沉浸在对新民主主义的浪漫设想，及20年代“非基运动”以来对基督教的偏见中。没有 一个知识分子想去讨论共产主义与宗教自由的议题。也几乎无人关注基督徒这一边缘群体的政治命运。但基督徒在1950年至1956 的遭遇，人人过关、思想改造、控诉大会，这一切都在1957年重 演，成为主流知识分子的恶梦。当一个社会失去了宗教信仰的自由，就连一般的思想和言论自由也失去了。由周恩来在1950年一 手导演的对基督徒的信仰禁锢与迫害，到了1957年，就变为了由 毛泽东引蛇出洞的对全社会的思想禁锢与迫害。

这令人不禁回想起纳粹时代尼莫拉牧师那一段椎心刺骨的忏悔：

起初，他们抓共产党员，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后来，他们抓犹太人，我不说话，因为我是亚利安人。后来他们抓天主教徒，我不说话，因为我是新教徒。最后他们来抓我，已经没人能为我说话了。

（未完待续）

【国度代祷信息】锡安教会代祷信 20251119

亲爱的主内家人和各界友人，平安！

自“10.9”锡安教案发生以来，我们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普世教会的代祷支持。我们非常感恩，有来自全球各地的许多主内肢体，带着一同受苦的心志，用祷告之手和援助之手，与我们在这逼迫风浪之中携手站立。特此，我们向大家汇报教案的最新进展，呼吁各界人士持续关注声援，同时恳请众教会弟兄姐妹为我们继续代祷守望。

一、教案进展

“10.9”锡安教案发生已逾 40 天，截至目前，18 位牧者和同工被正式拘捕，8 位被取保候审，3 位被释放。2025 年 10 月 9 日至 11 日，锡安教会有共计 28 位牧者同工被广西北海的警方从多地押解回北海拘留。事发后不久，有 3 位被释放，3 位被取保候审（其中 1 位因身体原因未被带到北海）。11 月 10 日，另有 5 位被取保候审。11 位先后被释放或取保候审的弟兄姐妹不包含锡安教会的核心教牧领袖。虽然 8 位取保候审的弟兄姐妹正在陆续回归家庭与教会，但是他们仍然行动受限，必须定期配合调查。

经北海市银海区人民检察院批准，北海公安局银海分局于 2025 年 11 月 18 日，以“涉嫌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为名，向 18 位锡安教会牧者同工的家属发出了逮捕通知书。部分人员的批捕文件仍未送达，律师团队正在进一步确认后续相关的法律程序。

被正式批捕的 18 位弟兄姐妹目前仍然被分别拘押于北海第一看守所（女）和第二看守所（男），具体名单如下：
金明日牧师
高颖佳牧师
王林牧师
尹会彬牧师
刘桢彬牧师
林书铖牧师
王聪牧师（女）
孙聪牧师
汪中长老
刘江弟兄
魏云斐传道（女）
李盛娟姊妹
吴秋雨姊妹
战歌姊妹
朱明立姊妹
安梅姊妹
梅子姊妹
胡燕子姊妹

二、代祷请求

1，为被正式批捕的 18 位牧者与同工祷告：
每一个名字，都是一个家庭的重量，也是一个信仰群体的伤口，更是一个被耶稣提名选召而背负十架的门徒！愿主亲自看顾和刚强他们的身体与信心；愿他们在孤单软弱时经历主更深的同在与力量；愿福音的盼望成为他们在暗夜里的灯与歌。

2，为 8 位取保候审的弟兄姊妹祷告：
愿主保守他们在限制与压力下，依然平静安稳，从新得力。愿主的爱挪去他们心中的恐惧与焦虑，在信靠等候中看见神对他们各人及家人的带领。

3，为被捕肢体的家属，尤其师母和孩子祷告：
愿主怜悯安慰受到冲击的家庭，尤其是那些心力憔悴的师母们和受到惊扰的孩子们。求主亲自作她们的保护者和伸冤者。求主赐下充足的供应，通过教会—神的家，支持他们在属灵、经济和情感等各方面的需要，使他们不感到孤立无援。

4，为律师团队继续依法维权或诉讼祷告：
求主赐给律师们勇气、智慧、策略和口才，继续依法捍卫被捕牧者同工的法律权益。求主供应相关法务工作所需的资源与经费。求主保护主内律师及其家人的安全。

5，为执政掌权者能秉公执法、惩恶扬善祷告：
求主转变执法者的心，使他们不屈枉正直、不以信仰为罪、不把基督徒视为歹徒，更不要捏造谎言来蓄意毁谤和污蔑牧者的名誉，尽快释放被不公拘禁的无辜信徒。求主祝福和转化中国，真正依法治国，保障公民信仰自由的宪法权利。

6，为锡安教牧团队的合一与配搭祷告：
求主带领锡安教会在国内和海外的教牧团队，在圣灵里配搭协作，牧养群羊，在逆境中奋勇前行；并且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不给魔鬼的试探和分化留地步。

听到 18 位肢体被正式拘捕的消息，我们心中充满悲痛和失落，但却不至悲观和失望。因为“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罗 8:33）求神亲自率领高墙内外蒙祂选召的人，在这场更为长期的属灵争战中得胜，并且得胜有余！阿门。

锡安教会教牧团
2025 年 11 月 19 日